我的一位姑丈，言谈风趣。他又好酒。其结果，不用说，你大概也可以想象到了，酒盅在手，他必定是饭桌上话最多的那个。以往我每回乡省亲，总要陪他喝上几杯。聊来聊去，虽然没有长篇大论，大概也掺了不少酒话，但每每也有使我得者。

我记得是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他当时已经下了岗，生活中更多的奔劳艰辛。那年春节我去看他，他谈到近况的不顺。我当时还在学校，有满脑子的“理论”。说到下岗时，我用了一堆诸如改革时期、产业调整、代价之类的词，本意是要宽慰他。我记得他哦哦地应了几声，呷着酒。末了，他很认真地问我:“为什么下岗的是我？”

我无言以对。那些听起来道理十足的理论，并没有将细小的个体放在眼里。宏大理论讲的作为整体的社会和历史的事情，它们似乎并不需要面对和解答具体的、单个人的命运之谜。我一时“理”屈词穷，但当时并没有意识到宏大叙事对个体的漠视。

社会转型期理论大概也可以算其中的一种，对个体的忽略是这类宏大理论的通病。我们生活中遇到重大“坏事”，例如矿难、恶性凶杀、群体性事件，都不难从社会转型的角度得到合“理”的解释。至于王家岭矿难中仍被埋着的“煤黑子”、南平血案中被一刀绞杀的学童，他们只是这个过渡时期的过渡性的“现象”。有谁会在乎他们姓甚名谁、在乎他们冰冷的躯体、在乎他们亲人的苦楚？一殆时过境迁，翻过了这页，就没事了。他们通通都可以归为转型期所要付出的“代价”。宏大理论及其使用者和相信者是不在乎这些必要被付掉的价码的。

社会转型期理论的另一问题，是其预设。所谓转型，一般是预定要向好的、高级的方向转变的。现在的社会有点乱，问题有点多，都是因为正在转型的缘故。社会转型期的理论也就成了一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面装。一旦社会转型成功，我们将过上美好的生活。这是基于社会进步的假设，或者说信念。但所谓社会转型成功的例子有没有呢？在哪里呢？较普遍被接受的说法，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前社会主义的苏联和东欧诸国先后进入转型时期。现在30年过去了，俄罗斯成功了吗？格鲁吉亚转过来了吗？如果没有，还要转多久？要转成什么样子？有谁可以推演清楚。

如果说转型，中国社会的转型也开始于差不多的时期。30多年过去了，社会“转”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让人看不懂，越来越让人没有底。就像最近正在热议的“维稳”问题，越维稳却越不稳。据说，这也是社会转型期特有的现象。

我当然是希望人类社会向着美好的未来进发，但愿望是一回事，现实往往是比愿望更残酷的另一回事。除了一时的麻痹，良好的愿景并不能使我们摆脱困境。面对中国的社会问题，动辄耍起社会转型期的嘴皮子，实在是一个囫囵、偷懒的搞法。

我的姑丈当时显然没有买我的宏大理论的账。社会转型、改革代价等等的说辞与他日益劳碌的每一天是没有关系的。后来，他的酒瘾越来越大，肝硬化“转型”成不治之症，不幸在前几年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