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圣祥

被寄予厚望的《关于加强收入分配调节的指导意见及实施细则》目前正由国家发改委紧张修改，不久将再次上报国务院。“这一次是被退回了，还需要修改。”多次参与收入新政征求意见的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表示，收入分配改革牵涉到各种利益的博弈，这是其迟迟未出台的最大原因。有专家认为，新政“年底出台就不错了”。（3月21日《济南日报》）

今年的全国两会，将收入分配改革问题提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当前我们所面临的很多棘手经济问题，乃至各种社会问题，背后都与收入分配不公的严峻现实紧密相关。收入分配改革事关重大，“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如何走向共同富裕，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基石。然而，问题的紧迫性并没有成为加快改革进程的推手，反而使得收入分配改革一再受阻，发端于2004年的改革方案非但至今未能出台，公众甚至连一份征求意见稿都没能见到。

正如公众对该改革方案文本的了解，仅局限于或有意或无意的专家透风和媒体报道；公众对于改革方案被国务院退回的理由，更是普遍不明就里:究竟是因为改革方案过于保守过于原则性被退回，还是因为改革方案过于激进过于理想化被退回？退回之于改革方案，之于公众利益，究竟是更好还是更坏？诸如此类，公众始终一无所知；唯一知道的是，在等待了6年之后，改革方案的出台日期又要推迟了。

事实上，公众并不指望这个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一步到位、尽善尽美，但至少需要看到政府部门为之真正行动起来。在未能公开征求意见的情况下，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被退回的背后，实际进行着的是既得利益与公共权力之间的博弈，由于公众根本不在现场无法监督，难免会生出各种疑窦与担忧。因此，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不能没有时间表，问题拖得越久沉疴就越重，既得利益阻挠越成功公众利益受损就越厉害。

再者，改革方案不能只是一些原则性的高调，而必须具有相当的可操作性和针对性。每一个原则性的政策方向之下，如果暂时还没有可操作的方案，至少也要相应拥有粗线条的制度设想，并且，所有的可操作政策与制度设想都要规定出明确的完成时间表，否则，深化改革就不可能真正落到实处。比如，备受质疑也备受关注的“公务员收入过高、国有垄断行业收入过高”问题，对富人征收遗产税与物业税的问题，国企上缴红利用于提高国民福利的问题等等，都应该在收入方案里得到规划和反映。

更重要的是，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事关全体民众的根本利益，公众理应享有参与和表达的权利。权力精英与知识精英的视域范围、关注视角乃至智识水平，也许要远高于单个的普通人，但与13亿普通人的总量相比却终归有限，尤其是在“纯粹的人”之外，精英们还难免总要受到各自所在利益阶层的各种牵绊——— 部门与部门之间、权力与富人之间层层妥协步步消减，等到改革方案有了定文再向民众公布实行，往往是难以让人满意的。因此，在未有定论之前，应该公开征求公众意见，让各种利益在公开的平台上平等而阳光地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