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观察】

胡安东

浙江天台县下路王村或许只是一个最普通的江浙小村庄。与往年春节一样，无论事业成功与否，浙商们都会带着一年奔波的尘土，放下生意上的漂泊，回到故乡祭祖团聚。而就在这样一个打发乡愁的日子里，在甘肃和宁夏游商的蔡修明、蔡修通兄弟俩，却意外地失去了五个活蹦乱跳的孩子。

这场溺水悲剧发生后，许多人认为是那个造孽的养殖场缺少围栏酿成大祸，但作为浙江同乡，我认为深层次的问题也是长年打拼在外的浙商，无暇顾及家乡的后院建设，在越来越远的商业大迁移中迷失了方向，特别是那些“两栖儿童”随着父辈脚步的飘忽不定，已经渐渐失去了对家乡的记忆，甚至没处安放受教育权和乡土文化的天性，从而导致在外打工浙商的大部分后代如同迷途羔羊。可以说，天台五童溺亡的背后，暴露了更多浙商的情感沦陷，同时也是对浙商发展模式的拷问。

这不是我们一般看到的乡愁。先别说这五个孩子在远离家乡后，已经无法意识到池塘陡滑的危险，就是我等有好水性的江浙成年人，也对那些如同“套中人”的人工鱼塘感到十分陌生，以至于看到一池到底的塑料薄膜时一身冷汗。毕竟过去那种池塘错落有致的泥台及自然的石级，是孩时玩耍最好的保护屏障。更重要的是，过去那种相互拜托照料孩子的和睦邻里关系已经淡漠了许多。浙商似乎有了更多对财富的冲动，而少了对家乡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的投入；似乎有了更多异地购买的宝马，而少了家乡悠闲的水牛。

这几年，作为漂泊在外的浙江人，我看到我的同胞买下山西整座的煤山，买下海南的天价楼盘，买下北京的整座四合院，甚至买下了迪拜最高的大厦。而恰恰在这几年，浙商也失去了家乡扬满稻花的鳝塘，失去了黄金般的油菜花，失去了只有梦中才能复制的番薯日子，失去了后院的皂角、天井的桂花、满山的杨梅，以及家乡的花鲤、水蛇、矮脚猪、看家鹅和充满童趣的黄狸猫。天台五童溺亡的悲剧告诉我们，浙商必须重视家乡的重建和提升，给自己和那些“留守儿童”以更多体会乡土气息的机会。

“哪里有火车哪里就有浙商”，不应该成为浙商的唯一，在富裕了的浙商背后，人们需要在灵魂深处植入更多财富回流的观念。浙商应该摈弃那种只在外面“炒”、不在故乡“种”的生活和经商方式，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家乡的经济和人文建设上来，让更多的文明成果和发明创造在家乡实践应用。

毋庸置疑，“浙商模式”破天荒孕育了民营经济的最早胚胎，在中国开启了商品经济的先河。但这种游商的方式，并不代表着必须以丢弃发展本地的教育和公共事业为代价。正是这几年大量的人才出走，让浙商忽略了本土文化和环境的建设。这些漂泊带来的动荡,无疑使后方的篱笆不牢,进而也衰减了浙商在外地的发展热情。

显然，今天的浙商应该从留守儿童的教育和安全庇护制度的缺失中意识到，作为一个培养成功游商的地方，浙商在新的十字路口，必须重新审视浙商的根在哪里、灵魂在哪里安放这个问题，从而培养更多的“坐商”人群。否则,更多的漂泊将难以避免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

（作者系中国房地产研究会研究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