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黑

因为我国人口最多，众声喧哗，眼球经济又那么纷纭繁复，于是许多人要拼命喊出耸人听闻又不需问责的大话。越是离奇和不可能落实的，就越要毫不犹豫地张扬，“标题党”的泛滥，一如几十年前的“放卫星”。

最近几年，韩寒颇有一呼天下应的气势。多少人想说不敢说、不会说的话，借了一张嘴呈现，经有名和无名者推动，某种神话也在悄悄确立。说着热闹的大学自主招生事件，蒋泥先生却忽发奇想，宣称，“假如我是蔡元培，我会请韩寒当教授”（见2010年1月28日《南方周末》）。这“格”破得可谓登峰造极，且不说它是社会资源的胡搭乱配，更近似精神意义上的“傍大款”。

人各有志，不能强勉，完全与大学没有交集的风云人物，硬要人家拯救地球包打天下，那是将他放火上烤啊。且不说这有官封弼马温的阴险，起码也捉错了门神，等于是矮化了教授职业，也唐突了“公民韩寒”。更滑稽的是还把这等浅薄强加于蔡元培先生身上——那既是想象中的蔡先生，也是被歪曲的蔡先生，更是被亵渎的蔡先生！

只要是社会的名人，就千方百计网罗进大学来，这是近年来的歪风，很荒唐，很急功近利！您穷疯了要脱贫致富，也不能闭着眼选一条后果难卜，未必康庄，甚至可能通往深渊的路啊。“文坛是个屁，谁也别装X！”但凡熟悉新闻的人都不会忘记。那是向来对学院派表示唾弃的决绝者，怎么会顶风作案以热脸去贴冷臀呢？

这么轻松地为北大指引道路，属高级意淫。

大学是培植“好的文学家”的！这等荒谬的认识居然被作者当了真理说。哪有事实支撑这等一厢情愿和沙盘推演呢？在任何国家，大学教育毕竟有其机械的和循序渐进的规程，有这样那样的不如意，一味地浪漫起来，将颠覆整个基础。不想当元帅的木匠不是好厨子，那是相声里的滑稽包袱。一把钥匙只能开一把锁，任何鼓吹万能偏方和永动机的论调，都由狂妄加愚蠢组成。

蒋先生举了老舍和沈从文的例子，然后证明“民国时期的大学既出人品，又出作品”，这更是不通。你要纠正的是大学体制的糟糕，弄出两个并非在教育领域“功勋卓著”的代表人物举证，这是给作家找出路呢，还是为后学安排前程？此人之美酒，他人之毒药；以危乎高哉的标尺，如果不是当棒子打人，就是愚蠢和夸张的比附。“民国时期”固然美轮美奂，有着田园牧歌的完美，但别忘了，那时生产力低下，各等事仓皇急促，也顾不上“教育体系”的健全和颠扑不破，蔡先生安置出色文人当教授，除了为大学物尽其才，还有照顾千里良骥使其风雨不侵的考虑。一句话，个案不代表定律。再从现成的实践看，也没听说金庸、王安忆们带出了多少出类拔萃的高徒。

韩寒不会因大学而更伟大，大学也不能借韩寒而提升含金量。来自上海的名言是:吃大蒜的怎么能和吃咖啡的说到一起？某德高望重老先生，曾经拒绝进作协，因为耻于与宣扬害人毒医生的不良作家为伍。同理，您把一向视学者专家为粪土的傲然野鹤，引入吃粉笔末的教授队伍，要伤害多少脆弱的心灵及有洁癖的知识分子呢？

对于“反智的先锋”之说，韩寒答:“我会争取做一个繁殖的先锋。”大家都故意忽略了这小聪明背后的不健康恶俗。还有诸如“曰中找日”的不离下三路习惯，人们也只当顽童戏谑。但你怎么想象，他在讲台上如何解释“黄卷幼妇”？蒋先生依据韩寒的只言片语就把他塑造成“直接接受民国那代优秀作家影响”，真符合人皆仰之的古训。天才当然有犯禁特权，但成年人装嫩、装糊涂，就透着故意的荒谬，还透着骨贱。高尔泰先生书中有“野狗子耕地——不是正经牲口”，这里引来迹近“以黑打黑”，但是话糙理不糙。

满腹知识而摆杨丽娟的款，就相当滑稽了。根据一点残破的概念出发，寄托自己美好的蓝图，起于幻想也止于幻想。蒋泥先生为“中国当代没有好小说”焦急，却把手伸进大学教育，是不是忒莽撞了？他更应充分论证的是:如何能说服韩寒放弃自己的招牌造型，委身下嫁，否则就是忽悠大家，就是单相思！相近的例子，是宋祖德希望章子怡给他做变性手术。

如果我是体育部长，就任命李承鹏管足球；如果我是电影局长，就请胡玫同志调配进口大片；如果我是文物局长，就下令把曹操墓搬到北京来；如果我是文化部长，就请于丹来抓古典文学普及；如果我是总参谋长，就封王宝强为练兵教头；如果我是旅游局长，就安排三地刘备陵墓一起挖掘，东西南北齐发财！如果我是联合国秘书长，就命令美国从伊拉克撤军……这等句子的意图是，将史上或当前公认的德高望重且有权力者，虚推进当下的困顿局面，利用人家既有的成果，押下别处的赌注，以假设性条件，导出零瑕疵的美丽图画，叫大家望梅止渴，然后痴情地祈祷:XX一响，黄金万两。

跪惯了的人都这样。

（作者系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