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早报特约评论员 杨健

在上任后的首次媒体见面会上，足管中心主任韦迪直陈当前六大问题、宣讲施政三条主线，并且撂下一句:如果做不好我只能引咎辞职。

依语言风格论，直陈是真话，宣讲是官话，而“引咎辞职”是狠话。

尽管一句真话比整个世界还重，遑论六句，但中国足球的真话，其效用仅堪让上帝鼻酸流泪；尽管任何一句官话都比整个世界堂皇，何况三句，但中国足球的官话，其功能无非是新款的复读机。所以“韦氏开场白”真正吸引人的还是那句狠话:如果做不好我只能引咎辞职。此言掷地有声，俨然有几分把乌纱帽别在裤腰带上搞足球的气象。

但听者细一想，“引咎辞职”狠归狠，却狠得有些莫名、有些虚拟、有些无所指向，犹如一颗愤怒的子弹找不到合适的胸靶。

诚然，“引咎辞职”的确显示了厅级官员韦迪自我检点、自我审视的道德勇气。可是对一位官员尤其是高级官员的评价、考核乃至任免，光靠“自我”、光靠“勇气”，而全无外在的刚性标准，想必是远远不够的。

事实上，“如果做不好我只能引咎辞职”这句条件状语本身就包含着太多的弹性。且问，什么叫做不好，做好与做不好之间以什么标准来衡量？此外，由谁来鉴别韦迪做好与做不好，是他本人、是上级单位还是广大球迷？

中国足球影响力很大、波及面很广，自然，其间以资衡量鉴别的领域很多。职业联赛有做好与做不好之别，国字号队伍也有做好与做不好之别，青少年球员的培养还是有做好与做不好之别。韦迪赤条条一句“如果做不好”，究竟是指中超赛场假赌黑现象依旧盛行，是指国家队排名继续下滑，还是指青少年球员愈发凋零，抑或是上述三者兼而有之？语焉不详。

一句气势逼人又语焉不详的狠话，像一股传说中的飓风。虽有煽动性、蛊惑性，过耳之后却难论是非。即便是对同样一桩事情，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做得“好与不好”的标准。作一个假设:如若在评价韦迪工作时，体育总局与广大球迷之间有了意见分歧，谁的标准算数？

此类事情不是没有发生过。殷鉴不远，韦迪前任的前任谢亚龙，从2005年至2009年在足管中心任一把手四年。在此期间，中国足球整体水平呈俯冲式下滑。2007年亚洲杯，国家队小组出局，史上最低；2008年奥运会，国奥队主场作战输球输人，怄气添堵。谢亚龙四年间除了新创词汇“叉腰肌”，没有奉上任何有价值的科研成果。球迷和媒介朗朗上口的“谢天谢地谢亚龙”，已经充分表达了公众对他的态度。但未承想，2009年初谢亚龙任职期满，他非但不降职，反而讨得中体产业公司董事长的肥缺。据说，谢亚龙如此得厚爱皆因其在中国足球无法收拾之际“勇背黑锅，献身替总局相关领导做了挡箭牌”。一个公众眼中的罪臣，成了上级领导眼中的功臣，不同的评价主体有不同的眼光，不同的眼光铺就截然不同的前程。

试想若干年后，韦迪与谢亚龙一样不算光彩却也不似南勇般失风落马，总之无显功亦无大过地走完了在中国足球圈的旅程。如果公众与上级领导对之的评价再次产生意见分歧，该听命于谁？参照中国官员惯常的考评程序，“德能勤绩”例行公事，“领导满意群众满意”自是题中之义。既然如此，多半要擢升提拔，至少得“另有重用”了。真到了那一步，即便韦迪胸中道德感无限涌动，想“引咎辞职”，恐怕也会施之无人。

中国足球走到当下，沉疴已久，非猛药难得其治。此时，身为足管中心主任的韦迪理应有更多的担当。重典治乱，“第一把手”理应身先士卒。立一个标准，譬如2011年的亚洲杯走到哪一步、2014年世界杯预选赛走到哪一步，联赛的上座率、收支等情况，都作为阶段性目标纳入韦迪的任职合同，且张榜公示。

发狠话不如立军令状。道德勇气唯有在制度的约束下，才能避免凌空蹈虚的失重结局。中国足球历任掌门人在挂印而去时，留下太多“虽心向往之，然终不能至”的欺妄神色，狠话因无落实终而沦为戏言的先例多多。改变所有的错，何不由韦迪开始？

（作者系媒体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