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6日零时，被舆论称为“云南版许霆”的何鹏在服刑8年零6个月后凌晨出狱。为了迎接何鹏，何家人在家旁边的一个农家饭庄定了50桌酒席。何鹏对记者说，自己现在看到银行卡都会头晕。尽管他一直认为自己只有错，没有罪，但对于是否要继续申诉，何鹏说想先缓一段时间，眼下要承担起家庭的责任，好好过日子，找个工作，时机成熟了娶个老婆。

或许这些家常话语里所体现的，正是自由的价值和意义。一度丢失的自由想要重新获得，对于何鹏和他的家庭而言是何等的艰难。2001年3月，在云南公安专科学校读书的何鹏用余额只有10元的卡，在不同银行的ATM机上分221次取出现金429700元。2002年7月，曲靖市中院以盗窃罪判处何鹏无期徒刑。同年10月，省高院二审驳回何鹏上诉，维持原判。2008年3月，与何鹏案有不少相似之处的广东许霆案由无期改判为五年刑期，这使申诉不止的何鹏及其家人看到了希望。2009年12月，云南省高院对何鹏案作出改判，刑期由无期改为8年零6个月。

尽管何鹏案发生在2001年，而许霆案发生在2006年，但是首先引发公众强烈关注的争议的，却是时间上排列在后面的广东许霆案。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许霆案的舆论升温，才使人们发现了几年之前的何鹏案。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人们宁愿称何鹏案为“云南版许霆案”。曾经有人评价说，许霆之所以能够从无期改判为五年徒刑，是因为他的律师善于运用媒体舆论制造热点。这样的说法至少高估了律师“引导”舆论的能力，何鹏案发生之后并不是没有媒体报道，但2003年的这些报道并没有引发2008年前后一样的舆论热潮。这5年之间，变化的不是律师，而是民众判断公平与否和表达自己看法的能力。

这两起相隔6年的案件，表面上都是公民个人从银行ATM机上取走不属于自己的巨额现金，其背后也都有银行方面存在的过失。但是，6年前人们从何鹏案中看到的，恐怕更多是一个人如何敢从银行盗取如此巨额的钱财。而6年后，人们从许霆案中看到的，除了许霆的过错之外，还有银行的责任，以及由此产生的无期徒刑是不是处罚过重的问题。正是民众法治意识的进步，使许霆案比何鹏案多了一重所谓民意压力。但如果直接说，就是这份压力左右了案件的审判，这并不恰当，也不符合事实。事实是，在这样的一个压力之下，更有利于法官充分查明事实，正确适用法律。

在许霆案改判之后，包括法律界人士在内的很多人对于何鹏案并不抱太大希望。他们的理由是，中国并非实行判例制的国家，许霆案的改判并不能作为何鹏案改判的依据。况且，何鹏已经服刑7年多，他和他的家庭将很难拿出主张改判的证据。但我们眼前的事实已经证明，在许霆案之后，何鹏案改判了。在这里，并没有许霆案中的所谓民意压力，也不必有“前人拉车，后人合辙”的判例法压力。我们宁愿相信，只是公平正义的司法追求使然。许霆案触发了申诉，却不一定必然触发改判。从8年半之前的无期判决，到今天改判8年半刑期并兑现，其内在的逻辑是司法同样走在进步的路上。

该结束的已经结束，应当开始的也必定开始。对何鹏个人而言，噩梦醒来是自由的清晨，即将31岁的他有权利开始一段平凡却踏实的生活。对中国法治而言，每一个进步都应当成为更大进步的理由，一切来自民众的喝彩都不应该仅仅是一次偶然。法治被万众选择，它的未来只能确立为被万众信仰，在这样一条路上，进步必须一步接着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