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蓉霞

蒋立冬 绘

2010年五校联合自主选拔测试于1月16日结束，从考生中传来这样的消息，在同一张数学考卷面前，上海考生普遍反映试题偏难且超纲；但外省市考生则认为试卷难度适中。媒体的解释是由于上海高中数学大纲覆盖的内容和全国不尽相同，部分知识点的教学难度低于全国大纲，由此导致上海考生走出考场后出现一片叫难声。部分沪上高校教育界人士在谈及此次五校联考时，建议今后上海的数理化教学有必要向全国看齐，增加一点难度，否则就算进了大学，今后也很吃亏。

一个很简单的事实是，中国的高校向来实行“严进宽出”的办学方法，学生绝不可能因为这点“落后”，造成毕业危机。至于还会吃什么“亏”，不得而知。但专家这一建议，是在提醒或发出警告:上海考生学数理化太轻松了，有必要向高标准看齐。毋庸讳言，在统一高考，分省区招生面前，上海考生的高考压力要稍微小一点，对此如何改进是一个决策难题。但仅就教育理念来说，是否增加考试难度，就更有利于选拔甚至造就人才呢？

在我国的中学教育中，理科难度明显超过发达国家。这一教育土壤是否培养出了众多科学大师呢？没有。不仅没有培养出科学大师，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扼杀了科学大师的出现。近来引起媒体关注的“钱学森问题”，就是对此教育体系的质疑。在我国，奥数攻关几乎已成为全民普及活动，但正如数学家邱成桐先生所言，这种机械性的强化训练，丝毫无益于数学家的脱颖而出。这其实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学习或研究的最好动力来自兴趣，而绝非其他各种外界压力。而我们很多时候，误把智能训练等同于体能训练，用管理身体的思维管理智力，殊不知，强化训练的边界只能是动物和人的动物性、机械性，提高智能，要用别的办法。可笑的是，如钢琴等乐器的考级中，同样反映出这一问题。

在高难度的强化训练面前，大多数学生对知识的兴趣已被压榨殆尽。笔者在高校曾开设一门叫“科学史”的选修课。选修者不多，但好歹也凑足了开课要求的人数。出于好奇，我问外语系的几个女生，为何选修此课。她们的回答是，其他课没选中，只好来选这门冷僻的课，想不到听下来的效果，与她们想象的完全不同。又问为何以前对“科学史”不感兴趣。回答是，被中学的理科难题吓晕了，以至看到与“科学”沾边的内容，就产生心理阴影。这就是我们向学生强行灌输大剂量难题所造成的恶果。难怪在国外卖得红火的科普类书籍，在我们这里总是难成气候，原来我们的读者早就对此麻木甚至憎恶了。

前不久，笔者在日本探亲期间，与若干日本朋友有一些交往。一位日本朋友问我从事何种专业，我答“科学哲学”。当他刨根问底地问清“科学哲学”到底是研究什么课题后，发出这样的感叹:原来是这么高深的一门学问呀，估计日本很少有人会想这一问题。席间，当女主人端上生鱼片拼盘，我问起这些鱼的日文名词等情况时，他立刻又饶有兴致地在网上搜寻这些鱼的信息，弄清它们的特性、产地，等等。显然他绝非是在敷衍我的问题，而是出于兴趣，想要找到答案。他只是一位普通的工程师而已。然而这样的对话，在我过去的经历中却不多见。寒暄之间，别人很少会追根究底，问我的专业到底研究什么，尽管“科学哲学”不是一个常用词汇；或者就一个知识性的话题深入寻求答案。对此，我只能说，我们的求知兴趣在很大程度上早被我们解难题的训练给磨钝了。

然而，我们的社会决不需要大量会做难题偏题的岗位。少量这样的岗位，自然会有少数陈景润式的人物来承担。但如今我们的教育却反其道而行之，以训练解难题为宗旨，当然它的本意，绝非造就陈景润式的人物，而只是起到这一功效:为学生颁布各种等级，以便进入社会不同层次的通行证而已。在这一错位的机制面前，学生不得不沦为应试训练的工具，求知的兴趣、审美的情趣在这种压力面前荡然无存。

上海考生的应试压力略小一些，惹得专家们发话:上海考生不能成为例外。就考试面前人人平等而言，任何人确实不该享有特权；但就教育宗旨而言，专家的这一纠偏对策却完全是南辕北辙，甚至是错上加错。要让教育回归本位，正确的思路该是:让全国的考试标准都向上海看齐，减轻难度。至于这样做的后果也许不利于选拔人才，那就让社会来解决这一难题，而非强教育所难。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