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当班医生的不负责任，形成误判，一个前来求医的小孩“徐宝宝”不幸死亡。看起来简单的一个医疗纠纷，却最终闹成了一个令社会广泛关注的公共事件。南京儿童医院的“徐宝宝事件”，在南京纪委的干预下，经过包括媒体记者在内的第三方独立小组的调查，迅速查明真相，而南京市有关部门雷厉风行，不护短、不回避，及时进行了快速、有效、公正的处理。南京儿童医院有11人受到处理，当事值班医生被吊销行医资格。赔偿受害者家属51万元。

我们还记得，在“徐宝宝事件”出来之后，南京儿童医院以及相关医疗行政机构为了堵住舆论的悠悠之口，抛出了一个自说自话的调查结论，且不说这样的结果与公众的认知和判断相差甚远，单是自己人调查自己人这样有违程序正义的行为，就决定了调查结果的不可信，其公信力已经大打折扣了。

如果我们不健忘的话，我们会想到上海的“钓钩”执法的“窘态”。“孙中界事件”出现之后，舆论沸腾，为了平息事端，上海市有关部门组织了一次调查，但因为是自己人调查自己人，其对孙中界开黑车认定无误的结论激怒了公众。质疑之声一浪高过一浪，最终导致上海高层震怒。责令之下，有关部门迅速组织包括媒体、人大代表、社会名流在内的第三方独立调查小组，很快就还原了事情的真相。真相出来之后，激化事端的动力就被抽空了，事态也很快平息了。南京儿童医院的“徐宝宝事件”，何其相似乃尔。

不过，有了上海的教训，南京有关部门在处理这件事情上是及时的、明智的。迅速吸纳公众建议，组织第三方调查，还原事情真相，及时予以处理，最终让这个社会事件没有酝酿成冲击力更为凶险的舆论风波。事情的善后和危机处理，都还算得体，“徐宝宝事件”，就此似乎算是尘埃落定了。

但是，这绝不是一个孤立的个案。我们在承认医疗机构客观上承受着巨大压力的前提之下，也不得不承认，相比较患者而言，医疗机构无论是在掌握信息、话语权、专业能力方面都占据了优势。所以，医疗事故的界定，由于缺少独立的具有公信力的鉴定和审查机构，在保护医疗机构方的同时，也积累了许多矛盾，同时也导致了公众的逆反。在其它领域，也莫不如此。权威机构不权威，职能部门公信力下降，利益关联方互相护佑，公权部门官官相护，已经让公众忍无可忍。“徐宝宝事件”之所以酿成公共危机事件，其实只是公众借酒浇心中块垒的一种发泄而已。认识到这一点，我想有关部门要警醒了:别以为公众好糊弄。直面现实、还原真相，是解决问题的不二法门。

就“徐宝宝事件”而言，独立调查组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还原了事情真相，更是反衬出了之前卫生部门调查结果的荒谬。我们不能不追问的是，为什么卫生部门敢于发布那样一个完全与事实不符的调查结论？在舆论滔滔之下，竟然还敢公然护短，南京卫生部门的公信力何在？处理了当事人固然让人欣然，但刻意护短、不讲原则的虚假调查，事实上给政府公信力造成了巨大的损害。因此，对当时的虚假调查也该进行调查，责任人更应被问责。

遗憾的是，无论是上海的“钓钩”事件的政府调查组，还是南京儿童医院的卫生行政部门调查组，都犯了同样的错误，但都得以全身而退。

为了杜绝类似事件的发生，也为了给有些部门的傲慢、偏见一个有力的教训，我认为，对这样不负责任的调查也应该问责，这个要求不过分吧。

（作者为南京政治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