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日，中国政法大学学生弑师案一审宣判。23岁的付成励以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法院认定，付成励有自首情节，且既往表现良好，一审判处死缓。（10月21日《广州日报》）

一年前的10月下旬，付成励用一把准备好的菜刀，手刃任课教师程春明后，随即报警。据称，其行凶时，神情镇定。或许就如一年后的今天，接受宣判时的表情一样平静。

从法律意义上讲，“法大弑师案”的一页，或将从此掀过。虽然，此前有媒体称，北京检方对于付成励有无从轻情节、是否认定自首的意见，一度存在反复。但从一审宣判来看，死缓可能就是本案的最终结果。一来，付成励并未提出是否上诉；二来，这主要还是体现了我国司法对死刑的宽严相济的刑事原则。慎杀、少杀，可杀可不杀的不杀。

这当然是司法文明的体现，否则，仅凭上学时的几次“三好学生”称号、奖学金或献血证等，就可获得轻判，从严格的法律角度讲，未必具有多少说服力。自首情节该不该认定，认定后是否意味着必然要减刑，“既往表现良好”能否轻判，说到底，这都是法院的自由裁量范围，考验着司法智慧和正义。而就目前的结果来看，公众似乎应该感到满意。

所以说，站在法律立场上，“法大弑师案”这一页，也许可以就此翻过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文化、道德以及社会心理等方面，弑师案的阴霾就会随之完全消散。至少，从始至终，都公然表示“只认罪但不后悔”的付成励，从行凶到宣判这一年来，一如既往的平静，就让我们无法彻底释怀。

在司法名校，即便不是学法律专业的付成励，自然也懂得故意杀人罪意味着什么。所以他杀人后自行报警，而且一年来“自始至终没要求对其轻判”。这可看作是法律意识下的个人自觉反应。但知法犯法却也尤其令人痛心。更何况认罪却不肯悔过，表明在他心里，法律的威仪并没能最终战胜道德和情绪上的焦躁。

不后悔，就是说他认定自己的行为并无什么不妥之处，哪怕明知该行为是犯罪，甚至要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若这个死结在其心里郁积一年，却仍未能解开，也就等于告诉我们，“弑师案”这一节并不能随着法院宣判，而应声翻页。

当法律都不能解开涉案者的心结时，问题究竟出在哪？社会应该从这类典型的案件中吸取怎样的教训？如何避免人们重蹈覆辙？舆论又该怎样自省？这些或许才是“法大弑师案”一年后，社会最应该反思的地方。

当然，如果抛开其他因素，寻找悲剧最初的肇因，那就是付成励和程春明所代表的两种道德观的碰撞。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一种绝对的道德观，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的道德困境。道德鞭长莫及之处，自有法律来接位。我们是否一定要以血腥的极端暴力手段，去为那些背负某些道德污名却“罪不至死”者行刑呢？更何况，有些事并无绝对的是非标准，有些不过是当事人主观臆测下的“假想型被迫害感”作祟而已。

文明的法治社会，提倡多元和宽容的价值理念。面对校园暴戾以及社会中飘散的一些戾气，舆论也应保持理性和克制，尊重生命的价值。不能毫无法律意识地火上浇油，甚至对类似于付成励弑师等行为，拍手称快，认为施暴者“有血性有担当”。同时校园暴戾之气也提醒我们反思学校教育。如有学者所言，我们的教育不是缺乏惩戒而是缺乏爱。无爱的教育是不人道的，更不能培养出具有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宽容而开放的学生。

“法大弑师案”一周年，是以为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