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日，一名56岁的湖北男子在重庆一家批发市场楼梯口抽烟，被处5天拘留。不少民众质疑处罚偏重。对此，重庆市消防总队解释说，这是非常时期的非常手段，公安部8月20日要求，为确保60周年国庆安全，在有火灾危险场所吸烟者一律拘留5日。（《重庆晚报》8月31日）

吸烟并不是什么好的生活行为，而在公共场所尤其是在商场这类公共场所吸烟，更是极具风险的违法行为——依据新修订的《消防法》:“在具有火灾、爆炸危险的场所吸烟、使用明火的，处警告或者5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日以下拘留。”因此，严格地说，对上述吸烟者处以5天的拘留，虽然看似严重，但并不算十分离谱——至少，它是有明确法律依据，并在法律尺度范围内所做的处罚。

但为什么人们还是会普遍质疑这一处罚过重了呢？问题恐怕首先就出在所谓“非常时期的非常手段”之上——这实际上也就是说，如此执法其实仅仅是特例，并不正常——在正常时期的正常手段之中，是不会有如此严重处罚的。当然，我们不得不承认，这说的都是我们十分熟悉、司空见惯的生活现实:如公共场所吸烟，不用说拘留了，就是罚款，又有多少地方在多少时候是被严格当真执行了的呢？

可是，这种“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式的司空见惯执法现实，显然又与我们对法律、执法的正常想象、期待严重不符——法律秩序以及维护这种秩序的执法行为，难道不应该是常态、稳定、连续并高度可预期的吗？岂能总是被当作“非常时期的非常手段”、间歇性地突击使用，令被执法者猝不及防？

关于如何从政，孔子曾说:“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以此对照作为“非常时期的非常手段”的“在有火灾危险场所吸烟者一律拘留5日”做法，是否多少存在一些“不教而杀”、“不戒视成”特别是“慢令致期”（开始慢待、松懈，突然限期紧迫、追逼甚紧）的影子和意味？

此外，舆论之所以普遍觉得该处罚显得过重，或许也与此次受处罚对象的平民身份——一位56岁的普通小摊贩——有关。据调查显示，目前在我国的各个社会职业群体中，公务员的吸烟率最高，达33.21%。但在现实中，我们几乎看不到有公务员单单因吸烟而受处罚的案例。如果将上述事件中的吸烟者换成公务员、特别是领导身份的公务员，“一律拘留5日”的重罚还会一视同仁地被严格兑现吗？不久前，在同样是“一律拘留”的重处醉后驾驶的执法过程中，不就曾曝出有公务员醉驾被查之后，“当晚被放回了家”、“20小时后才被拘”的新闻吗？（《南方日报》8月23日）

湖北沙洋 张贵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