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全社会没有达成对违法驾驶的负面评价共识、没有法律的严格管制，不少人以通过种种手段消除交通违法记录为能事，“违法驾车是可耻的”是不可能进入每个人的意识当中，并自觉回避的。

近日，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负责人表示，公安部将实施五项管理措施，遏制酒后驾驶的违法行为，其中公安机关将同文明办协作，把酒后驾驶、闯红灯等严重交通违法，与相关评优挂钩；协调保监会、银监会等部门，将违法驾驶与车辆保险费率和银行个人诚信体系挂钩，凡酒后驾驶发生重大事故或醉酒驾驶的，提高车辆保险费率，纳入银行个人不良记录。（8月12日《人民日报》）

从南京醉酒驾车造成惨祸，到成都醉驾司机被判极刑，再到最近杭州保时捷车祸，严惩违法驾驶，已经成为全民共识。应该说，公安部的五项措施来得及时，回应了民众呼声。这五项措施当中，包括加强教育、改进查处方式、加强立法调研等措施，尤其是将醉驾记入银行信用档案，成为政策的“亮点”。

一方面是既有惩处醉驾的措施，没能让百姓满意，另一方面则是民众希望政府出台治理违法驾驶的强有力新手段。但是，有必要追问，当严惩醉驾成为社会共识，政府应该做些什么，还有哪些制度创新呢？

从罗马法时代就有“名誉刑”，将醉驾与不良信用相联系，即政府对醉驾行为予以负面的评价——醉驾者是可耻的。这是新时代的名誉刑，法律不止有事后惩罚的社会功能，它还有事前引导和社会评价的功能。飙车、醉驾等虽然是违法行为，在一些群体里，特别是年轻人群、富裕人群里，被视作时尚、个性张扬，正如吸冰毒被某些人称为“溜冰”，与“时尚”挂钩。那些敢于以身试法醉酒驾驶者，其中的一个社会心理原因就是醉驾并不是一件可耻的事情，它与偷窃、欠债不还完全不同。

习惯是逐渐养成的。当全社会没有达成对违法驾驶的负面评价共识、没有法律的严格管制，当还有人把酒后驾车如何逃避交警作为段子讲述，当把通过种种手段消除交通违法记录视为“有本事”，“违法驾车是可耻的”是不可能进入每个人的意识当中，并自觉回避的。

对违法驾驶的“严惩”，不应止于科以重刑的旧有思维，因为法治社会里“严刑”总是有漏洞的，也是外在的。最近浙江警方提出对醉驾者处以“顶格”重罚——一律拘留15天，暂扣6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并处2000元罚款，其实这并不能管到保时捷车祸肇事者魏志刚头上，因为他只是酒后驾驶，并不是“醉酒”。

而对违法驾驶做出负面的评价，包括记入信用档案、剥夺荣誉权、提高保险费用，这些同样也是“严惩”。但这样的制度创新还不够，因为，以违法驾驶为耻的荣辱观，并没有在社会上得到普遍确认。

笔者认为，政府不仅可以将违法驾驶与个人荣誉、个人信用相挂钩，还可以依法对违法驾驶者在媒体上曝光、公示，将违法记录与官员的升迁、企业资质相挂钩……政府责任之后，更是公民的责任——每个公民应该自觉意识到醉驾是可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