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纷繁的世界其实变得越来越简单，再无奇不有的现实，归根到底也就是信与不信。我看见，这个时代人们的表情，写满“我不相信”。

8月7日，杭州市公安局再次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8·4”保时捷撞人案调查情况。杭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支队长赵野松说，通过现场勘验、调取电子监控视频和询问现场目击者，证实被害人马芳芳在横穿马路距斑马线南侧10米左右处被车撞上。网友当即质疑，为何恰恰少了事发当时29秒钟的视频，同时认为“通过警方公布的距离初步测算，保时捷车速应超100码”。

29秒关键视频的缺失，是一个足以引起无限想像的空间:经历过胡斌飙车案争议的人们，不能不想起“欺实马”；经历过武汉经适房“6连号”质疑的人们，不能不想起55秒的新闻发布会；经历过“躲猫猫”事件的人们，不能不想起人世间最大的悲哀是“人死了，视频没了”。再远一点，人们不能不想起“深圳高官”林嘉祥猥亵女童案中的关键视频缺失；人们不能不想起哈尔滨命案中，“警方剪辑播放报导录像不实”的死者家属指控；甚至，人们不得不想起周正龙“华南虎照门”中的PS。

我们只能说，对29秒视频缺失的质疑，不再是一个过程，而是一个结果。

这个时代最深刻的新闻，将决定这一代人的记忆，人们总是在想起最深刻的事件时，才想起自己当时在做什么。当一个又一个悲剧发生时，人们最多的记忆就是参与质疑，这又是何等深刻的悲哀，除了努力去辨别是非之外，我们已不相信是非，当人们遭逢悲剧，只知身陷悲情却无法得出同时代的世俗智慧——悲观当真是构建悲剧的不二基石？

杭州保时捷撞人案，在“刻意渲染”与“偏见”的判断之间，我更愿意相信质疑是一种悲观。“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在一个价值已然功利的社会，选择通行证肯定多于选择墓志铭。当你发现所有人都在做一个计算成本的“经济人”时，又如何要求自己去做一个相信价值的“道德人”，于是任何人都会以质疑去计算他人的成本收益——甚至都不要求别人按法律道德去做，我们不信仰法律道德了，我们不相信还有人相信法律道德，这才是法治最大的悲哀，这才是最大的世俗悲剧。

如果没有悲观的承续，人们不会轻易相信这“29秒视频缺失”的质疑，毕竟不是没有别的途径证明，至少还有现场目击者，但人们已经事先选择不相信了。每个人也许都只能看到真相的一部分，但却都相信得到了真相的全部，作为信息的传播者，我们不能不为官员互信的两端越来越快地滑向两个极端而深感忧虑——没有什么断裂，比不相信还有人在坚守公共价值更为严重。

在我们看到公共领域的公众质疑越来越多地被质疑本身代替而丧失其公共性时，我们也看到了在公共领域内昆明警方对“处女卖淫案”中有过信息暴露偏差的当事人的“执法报复”。当公共领域内充满了对立的情绪，我们祈求未来的，究竟是正义还是报仇？

任何报复，都基于正义的想象，而对立的双方，不会具备同一想象，那么从现实出发，指责与对立都是不恰当的。基于对法律信仰的尊重，杭州警方当然应对29秒视频缺失的质疑作出说明；基于对法律信仰的尊重，在获得足够证据支撑的说服面前，公众自然应放弃受害悲观的猜测。如果选择不相信注定只能是一个悲剧，那么选择相信就是出离情绪之外的理性。

我们不相信会经历所有的悲剧，如果所有的人仍在设想一个幸福的结局，在这个值得想象的未来中，“29秒视频缺失”不是一个真正的结局，而是一个真正理性的公共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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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想斌：公信力不能在29秒中发烧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