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人关注的两起“车祸事件”，近日一前一后出了初步结果。南京“6·30”特大交通事故肇事司机张明宝被批准逮捕，罪名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而杭州飙车案，尽管法庭并未公开宣判，但初步认定为“交通肇事罪”。(《广州日报》、《扬子晚报》7月16日)

从表面看来，南京事件致5人死亡4人受伤，而杭州飙车案仅撞死1人，对比起来，显然南京事件的影响更大，造成的事实危害更大。以造成的事实损失作为判案定罪的依据，应当不无道理，但却绝不应是最主要的依据。打个比方，一个基本的司法原则，在对于抢劫案的认定上，抢劫一元和抢劫几百万元，可能在最终的量刑上有出入，但对于抢劫罪的认定，也就是抢劫的本质却并不会因为涉案财物的多少来认定，而是必须以抢劫的基本动机为主要依据来定性。

南京车祸案涉案司机张明宝醉酒驾车，对危害不特定多数人生命健康持放任的间接故意，尽管定性为“危害公共安全罪”并无不妥，但必须值得注意的是，肇事司机是在醉酒后，完全失去自我控制能力，所以界定为间接故意，应当是合情合理。杭州飙车案，肇事司机并非处于醉酒状况，完全对自己的行为有清醒的认识，并且完全可以做到自控。违反法律私自改装，在限速路段和人流密集路段严重超速驾驶，应该说，从主观定性上，显然要比南京案司机更为恶劣。私自改装违法这是其一，罔顾他人生命财产安全严重超速这是其二。因此无论哪一点，对照南京案的认定，杭州飙车都应该是更严重的“危害公共安全罪”。基本的依据就是当事人的意识行为完全处于可控状态，改装已经违法，严重超速更是罪无可赦。因此除了必须定性为“危害公共安全罪”外，更应以直接故意论处。

之所以杭州飙车案能罪重而轻判，按照当地法院的说法，就在于肇事方“认罪态度好，且对受害人家属赔偿及时到位”。尽管如此，本着人道主义原则，可以对肇事方进行肯定，但司法的定性，却绝不能因此而有所顾虑乃至有所偏倚。 □刘长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