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个醉汉，卧在广州街头，整整12个小时。医生接120电话来了，发现是醉酒，“没有问题”，走了；巡警来了，医生说没问题，就把他抬到人行道上，也走了。深夜里有居民经过其身旁，感到惊慌；也有“上网的男子”路过，动了“趁机偷一把”的念头。这一切，只有冷冰冰的摄像机记录下来，直到这名叫王富涛的男子死亡———这一下，连摄像机也不知道他具体什么时候离开人世的(本报昨今两日报道)。

一个醉汉，卧在广州街头，整整12个小时。医生接120电话来了，发现是醉酒，“没有问题”，走了；巡警来了，医生说没问题，就把他抬到人行道上，也走了。深夜里有居民经过其身旁，感到惊慌；也有“上网的男子”路过，动了“趁机偷一把”的念头。这一切，只有冷冰冰的摄像机记录下来，直到这名叫王富涛的男子死亡———这一下，连摄像机也不知道他具体什么时候离开人世的(本报昨今两日报道)。

如果不出人命，对于一个人潮涌动的大都市来说，这实在是微不足道的一幕。即便是人已经死了，也没有引起诸如“××领导高度重视”之类的东西。倒是对到场的医生和警察有了一些小小的疑问。医生为什么没有救他？警察为什么没有等到他酒醒？

问这两个问题，的确是人之常情，毕竟是一个生命消失了。不过，医生和警察也没有被这两个问题唬倒。因为他们有的是专业知识和工作规定。医生说查看发现王富涛“生命体征在正常范围之内”，也就是说，科学数据可能证明他们没有责任；警察也有理由:医生已经说了“没问题”，我们能把他挪到人行道上，那已是人道主义了。

由于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难处和行规(正式说法是工作条例或准则)，大家对医生和警察的“官方说法”似乎还真无可奈何。然而用生活常识细想，又觉得有些不对劲。一个人醉死街头而不是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难道除了他自己，别人就真的干干净净，毫无责任？

当然，我们这些所有没到场、没进入那台摄像机范围的人，都可以道貌岸然地感叹一番人情冷漠，继而对社会公德包括自己的道德觉悟提点希望。但如要较真，我倒觉得，到场医生和警察虽然在“规定动作”中难以找出毛病，但还是应该负些责任的。比如有律师朋友就说警察应该约束醉汉直至其酒醒。

何况，既然穿着制服，就应该不负角色期待——— 比如，医生是治病救人的，警察是保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两种保护人民生命的人都来了，醉汉还是死了，怎么也说不过去吧？是的，生命体征稳定，那就连醒酒措施也不采取了？是的，医生说了没事，那就连等醉汉酒醒，或者每隔一段时间再去“巡视”一下的动力也没有了吗？看来，有人对工作只是例行公事而已。然而，医生和警察都是人，其工作对象也是人，那就应该有点恻隐之心。规定动作虽然做完了，但问题没有解决，这就得靠超常动作来弥补，醉汉之死就是因为没有这一环。

这应该也算不上苛求。社会管理有空白，总得有人来填补。 □张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