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四倍

广西来宾市兴宾区201名“选拔生”在10年前作为优秀大中专生被选拔到基层挂职，并纳入干部管理。10年后，他们却面临被解聘辞退。兴宾区称没有空余编制给他们。但这些“选拔生”调查发现，他们挂职的乡镇有113人通过非正常渠道获得事业单位编制，其中半数为乡镇官员亲属。(6月15日《新京报》)

一边是官员“找到县领导求情，安排妻子进编制”，另一边是“没有空余编制给‘选拔生’”。对比如此悬殊，难道我们只能说:谁让“选拔生”不是领导的亲属吗？个体冰火两重天的命运竟然仅仅悬系于“是否是领导亲属”，在笔者看来，可能是我们的一大特色了。但是，这样的“特色”来自何处？终于何地？在这种“特色”的背后，社会付出了怎样的代价，个体又为之承担了多少不公，这是社会理应直面的课题。否则，社会终将陷入一种愈来愈撕裂、越来越缺乏共生情怀的境地。

常识告诉我们，权力对社会、经济、人的发展有很大影响，如果权力行使范围和领域无序扩大，则很容易导致权力被滥用，产生危害。因为，对权力进行限制的必要性，源于权力的一个特性，即一切权力都有被滥用的危险。类似“照顾领导亲属”的事件频繁出现，就是对权力限制匮乏的表现。因为官员作为个体，也有自己的利益追求，如果权力限度屡被突破却安然无恙，那么，把公权力与个人权利和利益混淆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法国著名思想家卢梭认为，如果社会契约不是内在地把个人意志结合在一起，而是借助外部的物质强制迫使个人的意志结合起来，它就是荒谬和不合理的。亦即，只有当个人自觉地使自己服从于权力，而不是权力强使个人服从时，权力才具有道德价值。因此，从本质上说，“官员亲属优先进编制”这种权力自肥游戏，就是对权力道德价值的无情消解，其后果，则是权力失去了公众认同的道德力量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