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司振龙

6月15日，看到了一则与学生和就业相关的新闻报道———《广西201名优秀选拔生基层挂职10年面临辞退》，笔者的心里颇不宁静，因为我是一名教师。

《新京报》6月15日刊登的这篇报道称，广西来宾市兴宾区201名“选拔生”到基层挂职，目前面临被解聘辞退的尴尬境地———10年前，他们作为优秀大中专生被选拔到基层挂职，并纳入干部管理，工作两三年后，在有编制的情况下，可择优录用到政府机关工作，甚至被提拔为乡镇领导。10年后，他们面临被解聘辞退。当地人事局解释说:没有空余编制给他们。但与此同时暴露的一个问题是，这些“选拔生”调查发现，他们挂职的乡镇有113人通过非正常渠道获得事业单位编制，其中半数为乡镇官员亲属。并且，个别乡镇还截留“停职”选拔生的财政工资近40万。

习语有云“不法商贩坑农害农”，这算不算“不法政府坑学生害学生”？

“选拔生”的正式称谓是“选调生”，依托着国家的“毕业生选调制度”已经实行10多年了。其间，究竟有多少学生被“选”到了基层，迄今没有正式的官方数据出炉，我们是不知道的。然而，可以肯定的是，用“庞大”二字修饰当不为过。

先不急于谴责这些地方政府的相关部门这种极其“昧良心”的做法，在我看来，这则事件真正“暴露”出的问题尚不止是基层权力机关“近亲繁殖”的乱象，而是在日积月累中，“基层就业板块”势必严重饱和的前提下，我们该如何解决这批“前毕业生”青年人的“再就业”？

不甚乐观说，一旦这厢的就业“回流”与现今仍在蓄势的本年度高校毕业生就业“急流”合为一处，就会造就大批“青年失业难民”。那样一来，我国的就业压力将更加突出。

由于高校毕业生的“滞销”，时下有两类“教育机构原罪说”观点不乏市场:一曰“扩招论”，二曰“培养模式论”。两种观点各有其片面的道理与佐证，可诸如此类“隔山打牛”的论断即便喊上一百年也是于事无补的。

事实告诉我们，青年不仅包括高校毕业生，“滞销”的也不止是青年。对于就业难，教育机构或许难辞其咎，但压根就承担不起“罪名”之重。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全社会的问题，把板子都打在教育身上，完全是舍本逐末。不从政府相关的政策和制度层面破解就业难的问题，注定难有突破。

去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有论者提出的一种观点让人受益匪浅:“尊重公民勤劳致富的权利”。但就是这种观点，在现实中也让人备感悲哀。裹着“鼓励创业”的皮衣，争议不断的“养猪论”、“卖肉说”、“务农说”，我们自是见得多了，但遑论“勤劳致富”，即便只是生存之计的就业，我们果真从国家政策制度层面为每个公民，尤其是我们的青年们，提供足够的出口了吗？

这一点，只消看看去年“石油危机”期间，被中石化中石油两个垄断巨头“油源卡脖”活活卡死全国2/3民营油企的惨剧即可明了；只消看看多年来各地动用城管“净化”城市环境即可明了———民营企业当真是“私生子”，“开放城市摊贩和小市场”也果真是勉为其难？

呜呼，“国企热”、“事业单位热”，再到倾国倾城的“公务员热”，就那么一条弯弯曲曲无限向“权力中心”靠拢的制度“瓶颈”，不“热”才真叫奇怪。而长此以往，基于这早已“热”得好比“发高烧”似的国家政策制度“瓶颈”，作为“后来者”的青年人，就业不成问题才让人感到奇怪———就算国内教育机构生产的都是“次品”，就算本国青年都是先天“创业基因”不良的品种，就算直接把土生土长的欧美才俊们“舶”过来———试试看，谁又能在如此的就业环境中创造奇迹？有关部门虽然出台了不少貌似温馨的创业政策，但不打破“瓶颈”，温情与否一切皆为枉然。

年年纪念“五四”，年年听到的是举国寄望于“青年如何如何”的亢奋呼声。不过，恕我直言，从那亢奋呼声中我一度听到的只有莫名的悲哀———如果我们真正爱青年，真正为这些国家的未来着想，又何吝于在国家政策制度层面上为他们打开一个生存的出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