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高考不单是一场考试，而成为一种社会现象。这意味着，高考处于社会人群、社会机构和各种社会关系的重叠地带，数学上称为交集。2009年度高考刚刚结束，它与其他年度的高考一样，依然是一种表现出某种特别性的社会现象，是社会的浮世绘。

首先，高考期间，社会的日常秩序面临重组，社会行为在价值、道义或法律层面上的评判发生翻转，与平常殊为不同。

比如，在宁波，一位考生的妈妈拨打110求助送孩子去考场，一位警官接到指令后，迅速到场并把那对母女送到考场。事后，这位警官说，一路上他连续闯了6个红灯。连闯红灯，显然是违反交通法规的行为。在平时，这样的行为一定会遭到公众的责难，但在高考期间发生这样的事情，人们反倒比较平静，颇能理解，被看作一个花絮而不是一桩“丑闻”。

再比如，在西安某考点外，50位家长在马路中间拉起两条长达几十米的布条，将考点学校周边500米的距离堵死，给过路司机造成极大不便。而执法交警说，他们一直在路上疏导，让司机体谅家长的心情，提前绕行。在平时，堵路是个什么性质的行为，众所周知。但在高考期间，这种行为却使社会的法律系统和秩序系统做出了妥协与让步，并且得到了社会执法部门的默认甚至参与。在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交警与考生家长联手封路的举动。

其次，高考期间，原本紧张、富于张力的各种社会关系，暂时趋于缓和，体现出难得的默契与和谐。比如说城市的政务中心，常被诟病为“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而有新闻报道说，一些政务中心主动改作家长的休息室，招待热情。

此外，在高考期间，社会整体表现为一切为高考服务，一切为高考让路，一切成本都是可以付出的。高考是例外、特例，是非常态的事件。这就是说，社会资源仿佛处于一种应对自然灾难或者战争的紧急动员状态。在抗洪、抗震时，我们都可以看到类似的社会动员状态以及社会资源的配置方式。

一个社会，如果经常性地处于动员状态，处于资源的特殊配置方式之中，我们其实很难说这样的社会是正常和成熟的社会，是稳定且可预期的社会。

一则新闻说，武汉理工大学的一位美国外教，在一个考点外饶有兴致地拍照，她说中国的高考竟好多是全家上阵，这让她有点“不可思议”，“如果让一个美国人考，还真是难以想象。”这位美国外教的话，重要的不在于教育层面的比较，而在于给我们局内人观察高考提供了一个旁观者的视角，而这一视角是来自于一个稳定性、成熟度均较高的社会。

如果高考制度如愿得到改革了，目前的现象是否能得到改善？这是令人怀疑的。即便高考热度完全减灭，一个不“正常”、不成熟，缺乏预期和稳定性的社会，同样能找到其他的替代品或交集物。因此，唯一可以确定的是，社会的成熟度、稳定性，没法从高考中得到答案。

湖北武汉 刘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