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星期接连发生数起涉及富人、政府与官员的新闻，如“清洁女工盗窃案”、“嫖幼案”、“女服务员刺死官员”、“公安部刑侦局长说:少数干部成为黑恶势力保护伞”、“杭州飙车撞人案”等，社会舆论也因而热闹起来。

传媒与网民不断互动，相互回应。网络舆论犹如滚雪球般扩大了公众对事件的关注，以致原本很平常的交通事故上升为全国人民都非常关注的恶性事故。

网络舆论影响传媒已经不是一回了，但是“杭州飙车撞人案”新闻发生初期，杭州媒体保持惊人的静穆，之后又强力介入的情况，很显然，传媒受到某种力量的控制，但在网络和杭州市外媒体的强大影响下，它们从当初沉默转向强势报道，公众从中看到社会舆论的强大作用。在传播工具如此多元化，信息传递如此迅捷的今天，保持沉默的姿态只能陷入掩耳盗铃的困境，而且众多事实也告诉传播者和宣传政策的掌控者，在突发性事件到来之际，政府、媒体保持沉默，不仅导致问题愈加复杂，使问题更加难以解决，而且会引发公众对媒体、政府的诚信和公正的强烈质疑。

随着网络的迅速发展，以及传播功能的不断完善，网络愈来愈成为信息的集散地、社会舆论的集中地。网络与传统媒体形成了相互影响、相互补充的关系。从当前许多新闻的后续发展过程来看，网络对传统媒体已经形成了强大的影响。以前传统媒体的把关人作用和话语权受到网络的强烈冲击，逐渐被分散、削弱，并转到一群“乌合之众”的手中。

这群“乌合之众”，涵盖了不同专业、不同年龄、不同阅历的网民。他们构成多样化，专业化程度很高，他们往往能够对某一事件进行专业分析和深入报道，使网民获得更加丰富的信息，从而促使网络评论越来越专业。

当杭州富家子弟飙车撞人后，警察根据飙车者的话，断言时速70码，立刻引起公众的强烈质疑，并把这些质疑放到网络，结果引起公众对警察是否秉公处理产生极大的怀疑，再加上早期杭州市媒体保持沉默，更使公众觉得政府有意偏袒富人群体，从而形成了强大的质疑声音，不仅把警察推向了风口浪尖，而且也使杭州市政府处于非常被动的境地中。

说实话，我对网络舆论所形成的多数人暴力持非常谨慎态度，也对媒体介入案情的调查、报道与质询非常矛盾。一方面，作为普通人，我同情弱者，认为人应该抱有对弱者的人文关怀；另一方面，我又觉得众多媒体和网络舆论一致把枪口指向某人，对该人不太公平。平心而论，如果飙车者不是富家子弟，而是普遍人，那么公众还会如此激愤吗？现在不仅网民众口一词指责这个飙车者，而且把他与父母的家庭电话、住址、工作等都通过“人肉搜索”公布出来，这已经有点连坐的意味了。公众利用网络这个自由的平台，虽然对政府的公正处理起到了有力的监督作用，但是如果过分使用，就会导致多数人的暴力。这是很值得网民深思的。

造成当前网络舆论强大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民意诉求缺乏宣泄的渠道。人们遇到不公平事，向地方政府投诉，结果常被官员百般拖延，甚至被政府打击报复。他们只好向司法寻求帮助，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司法常常存在腐败的问题。司法不公导致人们寻求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路都被堵死，只好寻求媒体帮助希望得到申冤，导致媒体承担了许多本来不应承担的责任，造成记者不得不把更多的精力关注社会公平，甚至许多持有正义感的记者在面临弱势群体利益得不到维护时，强行承担“包青天”的角色，对强者一方进行道德审判，甚至司法审判。

记者和媒体必须要有社会良知，要敢于揭露社会的不平事，促进社会公正，但是西方记者一般不代替法院行使审判权，而且西方国家的司法也不允许记者这样做。然而，在我国，因为司法系统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导致人们不相信司法公正，相反更相信媒体的报道，所以我们才会看到有强大影响力和公信力的媒体的门前排着等待申冤的长队。

如何解决多数人暴力的问题，平衡强者与弱者的权益，使记者和媒体能够释放过多的社会责任，回归平实的报道新闻与评论的轨道上来，一方面寄希望于政府能够更加开明、公正，另一方面也使我们觉得有必要一起推进民主法制建设，促进司法系统的改革，真正解决公众的司法救助问题，培养公众理性思考、客观面对事件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