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卫平北京电影学院教授

一

《南京！南京！》采用了一个日本士兵角川的视角。他身为1937年底入侵南京的日本军队一员，目睹大屠杀的残酷之后感到难以承受，最后放走了两名被俘的中国人，拔枪自杀。这被解释为他人性的表现。“我们能不能把日本人当人来看？”导演陆川这样问道。如此处理引发争议是非常自然的，它不同于此前影片中对于日本军人的处理。

但是影片本身做得缺少说服力。在入侵军那样一种疯狂高涨 （也有恐惧）的气氛之中，一个士兵如何做到冷眼旁观？他种种错愕、困惑的表情来自何处？他不会是刚从军校出来便来到了南京，他自己此前做过什么？相对于一个人从环境中抽离，更加困难的，是他如何从自己拔出，是他自己改弦更张。转折的起点，更应该从角川这个人自身内部去找。而恰恰影片的笔墨又不在这里，只是提到一笔他是教会学校出来的，以及他与一个日本妓女之间的微弱关系。显然陆川处理这样的难题力不从心，然而这样的轻忽却是灾难性的。

当年的日本侵略军许多行为，可以说超出了一般所说的战争范围:战争并不需要虐杀俘虏，完全无视国际公约那样去做，应该说是源于某种意识形态（“中国人是低等民族”）。同样称之为“强奸”的行为，也已经超出了一般“强奸”的性质，令人发指的种种做法表明，根本不把中国妇女看做人、当人对待。在这个意义上，侵华日军在中国大地上所犯下的，与当年纳粹对待犹太人的行为更加相似，即属于“种族歧视”与“反人类罪”，而不是一般的战争罪行。这样才可能解释日本士兵的种种不可思议的变态行为。

也许角川是一个例外，不排除这样的个人存在。然而其转变的论证过程，也就变得更加复杂艰难。他爱上帝也好，爱一个日本妓女也好，不等于他同样也能够爱上和同情中国人，能一视同仁地对中国人采取平等、尊重的态度。这里不应该采取一厢情愿的立场。

二

这个话题值得拓展。“人性”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我们除了要认识这个世界，还要认识我们自身。而在战争这种人类活动的极端形式当中，人性也面临非同寻常的压力与考验、呈现错综复杂多重面貌。然而在这些问题上的认知，在漫长的历史当中，始终存在着一些现成的模式，有时这些模式则成了不可逾越的禁区。不仅是中国，世界上许多民族也是如此。

比如一定要表现战争是伟大的，气势宏伟的，是为了正义和通往正义的；战争的年代同时也是英雄辈出的年代，面临艰苦条件和死亡，英雄们一定是激情饱满、慷慨激昂，勇猛无畏，决不后退，他们身上不仅没有一般人性的弱点，而且最好也没有对于家庭的眷恋、小儿女之类的情感，这些都被视为干扰性的；对于一般人来说，战争是一个锻炼人和成长的机会，在战争中人性正好可以得到淬炼与升华，同时战争的敌对方也一定是凶残无比、毫无人性的。

为什么会产生这些看法？简单地说有这样两点:一，战争的确是一场面临巨大危机的时刻，在面对生死存亡，需要动员一切可能动员的力量；第二，能够书写战争历史的，往往是战争的胜利者，那些舞文弄墨的人们只能仰仗胜利者的鼻息，就像卡尔波普尔曾经说过的历史书写者那样。对于胜利者来说，当然希望能够给自己的行为多一些合法性，多一些漂亮的说辞。

类似的模式开始松动和遇到挑战，仅仅是上个世纪的事情。两次世界范围之内的大战，将从未有过的战争造成的悲惨景象带到人们面前；更为宽松的言论环境，使得人们对于战争以及战争中人性的认识，有了更多不同声音。许多艺术作品（小说、电影、戏剧、绘画）都涉及了有关重新反思的话题，出现了难以计数的大量作品，其中许多堪称经典。纵观起来，在不同的阶段上，反思的方向、侧重点都有所不同。

美国作家海明威是开风气之先的重要作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身为记者的他加入了美国红十字会战场服务队，曾被炮弹炸伤落下了多处伤痕。他发表于1926年的小说《太阳照常升起》，并没有涉及战场战斗的状况，所描写的是从战争中走出来的年轻人身心创伤，精神上的迷茫困惑。他们不再相信那些“救世”的神话，同时又无法在唯利是图的社会中安下身来，陷入了心灰意冷、无所适从。主人公巴恩斯如作者也是一名美国记者，战争使他丧失了性能力，无法与相爱的人结合。海明威因而被命名为“迷惘的一代”。1929年他发表的《永别了，武器》，主人公亨利的遭遇荒谬痛苦——被误认为间谍跳河逃跑，与心上人结合不久对方难产而死、婴儿窒息身亡，只剩他一人孤单地留在世界上承受悲苦，他对战争的厌烦、厌倦达到极点。

如此悲惨的结局，与战争所需要的胜利、高亢的气氛判然有别。之所以发展到这一步，在于海明威将战争的基石稍稍移动:第一，对战争目标的怀疑，发现它并非如战争的鼓动者所说的那样高尚和富有意义；第二，承受战争的主体，不再是民族、集体这样一些集合名词，而是个人本身:战争的重负最终要落实到个人身上，是个人为之付出的身心创伤和代价，并且这些创伤要伴随终生。

然而，海明威后来又创作了一部以西班牙内战为背景的长篇小说 《丧钟为谁而鸣》（1940），塑造了一个负有责任感与牺牲精神的人物乔顿，志愿参加反法西斯战争，为正义的事业而捐躯令他感到光荣自豪。

三

如果说海明威思考的对象主要是战争本身的合理性与否，以及它对个人所产生的影响，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涌现出来的另一批作家、艺术家，则更多地直接面对人性本身——世界的噩梦变成了人自身的恶梦，对世界的不可信任变成了对于人自己的深刻怀疑，英雄主义的神话进一步剥落。

法国作家萨特当过八个月德军的俘虏，他笔下一再出现俘虏题材。小说《墙》（1939）描写了西班牙战争中几位被捕者第二天要被处死，在最后那个晚上，除了那位西班牙人民军成员感到可以慷慨赴死之外，其余人都体验了从未有过的巨大恐惧，小说形容最年轻的那一位:“恐惧与灾难使他面无人色，使他整个面容都扭曲了。三天以前，他还是一个利落的小伙子，但是现在他却像个老怪物。”比恐惧更加令人窒息的，是孤独，是在死亡面前体会到的单个生命孤独无援，是那种与这个世界已经变得毫无关系的、被连根拔起、漂浮和疼痛的感觉。伴随着呻吟和哭泣的声音，人们在讨论明天行刑时到底是射击一次还是两次，这中间要不要再装子弹、再瞄准，想象的痛苦比实际的痛苦还要难以忍受。

类似极端的处境在萨特的戏剧《死无葬身之地》（1946）中再次出现，这回是被俘的法国地下抵抗运动成员，除了面对死亡，他们还要面对比死亡更加可怕的酷刑，这是一次深刻的灵魂的拷问，人性的拷问。那是每一个人自己必须设法对付的。于是，来自每个人自身人性的压力就成了最为突出的问题，甚至胜过来自敌人方面的:“我不知道过一会儿我能不能认识自己”，说这句话的索比埃在审讯时跳楼自杀。年长的人们担心最为年轻的弗朗索瓦是否承受得了酷刑，担心这位孩子无法承受所感到的恐惧和痛苦，他们自己动手将弗朗索瓦掐死，提前让他解脱。如果这样的行为是 “肮脏的”，那么他们早已经不是 “干净”的了——被捕之前他们接到命令要攻下一个小村庄，累及这个村庄最终被血洗，三百个人无辜死亡。这样的命令是必须和正确的吗？人们苦苦思索着，怀疑自身的行为是否正当。

在萨特这里，战争中的英雄们不仅精神上的发条松了，而且几乎整个断掉了链子:在生命最终的时刻，即便是勇敢与怯懦、平静与瑟缩之间的区别，也变得意义不大，甚至这个世界上的那些被珍视的价值都意义不大，人们只是眼睁睁地看着生命变得无用徒劳:“我承担了一切痛苦；必须让他们把我消灭，连同一切痛苦都消灭！”换个角度来看，也可以说是萨特将他的哲学观点（“个人是无用的热情”及“选择”）拿到战争条件下中加以放大，但无论如何，是符合情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