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琳:错案的制度检讨——超期羁押
2010年06月12日 08:09千龙网 】 【打印共有评论0

对错案的制度检讨,多聚焦在刑讯逼供。张建伟教授甚至为中国式错案总结出一个公式:合理怀疑+刑讯逼供=错案。已知的错案中,都有刑讯的影子。本周的专栏不再讨论刑讯,而要讨论另一个错案的伴生物:超期羁押。

以最近几宗轰动全国的错案为例。河南赵作海案,嫌犯人赵作海自1999年5月8日被羁押,直到2002年11月才被起诉。这期间,检察院二次退回补充侦查,但警方并未补充必要的证据(如尸源鉴定)。按照刑诉法的规定,补充侦查以两次为限,达不到起诉标准的案件,公安机关要么撤案放人,要么变更嫌疑人的强制措施。而结果却是,赵作海仍被羁押,而且被超期羁押近三年。

河北“二刘案”就更离谱了。1988年,河北邯郸村民刘俊海和其堂叔刘印堂因受警方刑讯逼供,被迫承认是一起特大杀人纵火案的嫌犯。但苦于证据不足一直无法定案,公安司法机关又不放人。结果是,“二刘”就这么被超期羁押15年。网民将之称为“史上最长超期羁押”。

几乎所有的错案,都有刑讯逼供,但不是所有的错案都有超期羁押。超期羁押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案件证据不足,事实不清;二是公检法三机关互相制约发生了作用。通常是检方认为警方移送的案件证据不足,因而拒绝起诉。而嫌犯关押在公安管辖之下的看守所,是否放人并不是由检方说了算。

在司法的明规则上,各地的政法委书记通常由公安局长兼任,检察长仅是政法委委员。公安局长虽然不能领导检察长,但政法委书记却可以领导政法委委员。制度设计上相对科学的“公检法相互制约”,由此被异化为公安领导检法。当检方或法院与警方的步调不太一致时,政法委的协调功能就会启动。赵作海案正是在一次“政法委协调会”后结束超期羁押的。因为赵作海很快就不用再“超期”,会议已经决定了他的罪和他的刑期。

从现有制度上看,遏制超期羁押几乎不可能。被称为中国刑事司法三大顽症之一的超期羁押,和刑讯逼供一样历史悠久,且深深地嵌入了刑事侦查的骨髓。2001年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下发《关于进一步清理和纠正案件超期羁押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要求对超期羁押问题进行全面清理,最后期限定在当年6月底。这次“运动式清理”的开展,可谓轰轰烈烈。如我们所知,对侦查阶段的超期羁押而言,清理的结果要么是放人,要么就起诉。“清超大行动”虽然让一些无辜被羁押的公民恢复了自由,但同时,也让一些不应被追诉的公民被错误地追诉了,最典型的如赵作海。目的良好的“清超”反而成了冤狱的催化剂。

从性质上说,超期羁押实则是对公民人身自由的非法剥夺。从犯罪构成要件看,多数超期羁押的背后,都有“非法拘禁罪”在。但有据能查的个案,仅有河南省灵宝市公安局阳店派出所所长李建增及民警郭建刚曾因超期羁押而被判决非法拘禁罪名成立。在众多超期个案中才能挑出一例免罚的个案,就是刑事司法所面对的现实。

责任不至,超期羁押不止。以提高超期羁押的风险来促进保释的普及化,也是防止错案的一个思路。有据可查的数字显示,英美等国的羁押率都在20%左右,中国的刑事羁押率高达80%左右。法治国家普遍实现了“以保释为原则,以羁押为例外”,在中国却是“以羁押为原则,以取保为例外”。长期的羁押能摧毁绝大多数在押人员的意志,这就是赵作海违心认罪的理由。可见,转变审前羁押观念和转变侦查取证观念同等重要。 (王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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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琳 编辑:霍默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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