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爸爸妈妈，我上学去啦。希望这不是永别，我要活着回家。亲爱的老师校长，我来上学啦。您不能让坏人碰我，我要活着回家。亲爱的叔叔阿姨，我在上学啊。您有不满去上访，我要活着回家。”这是郑渊洁在泰兴幼儿园凶杀案之后的即兴之作。是的，从南平到雷州，再到泰兴——仅仅一个月的时间，孩子屡屡被杀，这样的故事竟已成“老生常谈”。此情此境，任何“理性”的谈论，都不及这一首朴素的小诗，更能安抚我们的心绪。

恶人不仁，以孩子为刍狗。抛开这最近的血腥不说，前一天，雷州校园凶杀案发生之时，正是郑民生枪决之日，目睹这一吊诡的情形，敏感的人们会说，是郑民生的“灵魂附体”了。这固然耸人听闻，但不能不令人深思:谁敢保证，雷州、泰兴的行凶者，不是出于对郑民生的模仿？

我们来分析三名行凶者的身份:南平案郑民生，与原工作单位领导有矛盾，辞职后谋新职不成；雷州案陈康炳，为事发学校病休老师；泰兴案徐玉元，曾被保险公司辞退，并曾从事过违法传销活动。三人皆因挫折而对生活产生绝望，继而“报复社会”，而报复的对象又都是孩子。这相似的犯罪动机，可以用“犯罪传染”来形容。

令我们感到恐怖的是，为何杀人的郑民生遭千夫所指之时，竟还有人成为他的后继者？我们应该记得，面对宣判时，郑民生竟高呼自己无罪！是什么让他感到作恶成为一种理所当然的事情？而雷州案发后，陈康炳试图跳楼自杀，是什么让他在寻死之前偏要拉上无辜的孩子作为“垫背”？

作为一种社会动物，任何人的行为都不是孤立的，包括杀人。否则，杨德昌导演不会用3个小时的电影时长，来追忆那桩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同样，这三件凶杀案，必定都有深层的社会原因。

我们无意为嗜血者的罪责进行开脱。其实，他们所遇到的挫折，回头来看，并算不了什么，可为何竟至于对人生无望，对社会仇视？当我们社会中的贫富差距凸显出来，当“富二代”极尽炫富之能事的新闻频频登上报章；当本就十分脆弱的人性，偏偏逢上扭曲的社会价值观，后果必定是糟糕的。

三名凶手所遭遇的绝望，更多还是与他们个人有关。但我们还必须警惕的是，如果有人真地遇到不公，而走投无路之时，他们是否也会选择这样的发泄渠道？这样的事情不是没有发生过。因此，如何建立一个通畅的民意发泄渠道，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其实，在这三件凶杀案背后，还隐藏着另一种“犯罪传染”。南平案发之后，被害小学生的同学曾给郑民生写过一封信，信中说道，“有仇恨请去杀贪官”，这样的话语从孩子口中说出，不能不令人叹息。而其实，这大概是整个社会的思维。这也是为何同样是向无辜者行凶，杀害警察的杨佳却没有受到太多人的斥责，甚至还得到个别人的喝彩。

此次泰兴案中，同样暗含着这样的思维。案发后第一时间，关于事发幼儿园究竟是不是“贵族幼儿园”的怀疑很快得到政府澄清。试想，如果这真地是一座贵族幼儿园，是否大众对杀人者就少了些许愤恨？

从这个角度讲，也许杀人者没有那么强烈的仇富心态，这种心态却的确是在社会蔓延的。如何让各社会阶层间能够平和的面对，真正建立“富而不骄，贫而无怨”的和谐社会心态，方才是杜绝此类案件再发的根本之策。

悲剧既已发生，接下来就是“亡羊补牢”了。怎样切实保障校园安全？前天的一则花边新闻——广东一富豪聘请少林高僧为自家小孩当保镖，让很多人咋舌。不是每个人都能请得起武林高手。我们只是希望，我们的公共安全维护者，不只是在高官的迎来送往中才集体现身，他们应该晓得，哪里才是他们最该尽责的地方。

最后，也是很关键的一点，怎样抚慰受害者？作为被告者，留给郑民生的，除了枪决，还有几百万的民事赔偿。但当枪声响过之后，死伤的孩子家长，真能拿到那些钱吗？我们期待，当行凶者无力承担对受害者的亏欠之时，国家、政府可以担起这样的责任，即动用国家赔偿机制，尽可能抚慰那些受伤的心灵。

回到开头，当孩子一次次成为受害者，任何评论都可能是无力的。我们只是期许，这是最后一次就这样的话题作论，这是我们最后一次为孩子哭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