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识的立场

前不久，全国人大工作报告重申，今后要依法开展质询与询问，使之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常态。

之所以说这是重申，是因为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历来的宪法中对人大的“质询权”一直都有明文规定，但实际上，真正意义上的“质询案”却从未产生过。

故对这一重申，我抱审慎的观望态度，因为要使人大质询成为常态，需要有具体的制度设计和保证，同时对人大代表的参政意识与责任，也会有更高的要求。

现代法治国家的质询制度，建立在对权力的认知上。政府权力的存在,归根到底是为了公民的权利，因此，这种权力是由权利派生的，权利的保障构成了权力的界限。而权力天生具有扩张和自以为是的性质。一方面，政府权力不可缺少，但另一方面，不受监督和制约的权力，必然会导致滥权。最后，每个人都有可能出错，要想做出最佳的决策，就不能寄望于个人理性，而是寄望于人们通过相互讨论和批评所产生的结果，所以需要建立自由发表意见的平台。

因此，公民及其代表通过正常程序参与国家治理，对政府决策实行监督与质询，表达利益诉求，正是服务型政府运作的前提。只有这样，政府决策才会具有正当性，为公众所接受。今天中国的现实是，公众权利意识在逐步增强，而权力也有无限扩大的趋势，一些官员对社会的监督与批评深恶痛绝。

要建立起常态的质询制度，人大代表同样也面临着职能的转变。应当承认，有许多代表、委员越来越具有社会责任感，能就公众关心的问题提出尖锐意见。但也还有个别代表缺乏国家管理知识，甚至缺乏起码的公民意识，比如有政协委员认为，从来不投反对票就是“爱国”。

只有在一种情况下，这样的说法才是对的，那就是政府权力永远不会犯错。但正如前述，任何政府的决策都不可能永远正确。这种情况下，从来不投反对票就意味着预设了一个前提，即放弃了自己监督与质询的职责。诚如有网民所说，即使知道对某项政策反对无效，本着公民意识，也应当坚持自己的观点。

随着社会的利益格局日益复杂化，尤其就业、住房、教育及医疗等重大问题，牵涉各方利益，政府决策会越来越面临不同观点的质询，这就更需要人大代表真正发挥其作用。因此如何建立起人大的质询制度，这不仅是人大的努力方向，也需要全社会的关注。

景凯旋（南京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