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妍

河北沧州至少4名农民因到北京反映诉求被认定敲诈法院或政府而获刑。被指敲诈之前，这些涉案人都因个体遭遇的事情，到各部门投诉。他们的家人称有关部门设套后抓人。相关政府部门称，这些涉案人长期在外反映问题，行为过激。(2月25日《新京报》)

上访本是法律赋予公民表达诉求的合法权利，但如何应付上访的人群，却又往往成为基层政府最头痛的问题之一。病急乱投医，创造无穷尽，为了阻止上访户们越级上访，为上访户配置“专人保镖”定点蹲守、陪吃陪喝者有之，将上访户们集中起来办“学习班”者有之，设置特殊“宾馆”软禁访民者有之，给上访户扎针送精神病院者也有之。如今，又多了一个新名词——敲诈政府。

且看当地政府是如何定义农民上访“敲诈政府”的——希望查明儿子死因而多次上访的农民周其龙称，劝说其不要上访的工作人员主动提出，只要不再进京可以给十万二十万。周称要去公安部鉴定儿子死因，被告知不可能，随后才说那没30万不行。在其写下保证书后，随后就以涉嫌敲诈勒索被逮捕。几乎相似的情形也发生在其他几个上访户身上。对此一检察院负责人坦陈，当时也担心政府给钱被说成“钩子”。

先摆出金钱砝码以利诱之，然后再请君入瓮，这大概就是河北沧州“敲诈政府”罪形成的逻辑链条。在动辄送精神病院的非法截访手段，一次次引发民众口诛笔伐之后，这种以“钓鱼手法”将上访者玩进法律框架，然后再以合法名义治之的方式，实在不能不说是一种高明的手段。

可也就像被判“敲诈勒索政府罪”的农民家属所质疑的那样:“有人敢敲诈政府吗？”上访，本就是法律赋予公民的合法权利，也是公民反映个人诉求，并寻求解决的一种途径。从某种意义来说，选择上访，实际也是民众相信能从更高权力者那里，合法寻回自身权利的一种表征，既然对政府依旧怀揣希望，又如何敢动辄越界敲诈政府呢？

当地政府称，这些涉案人长期在外反映问题，行为过激。可在“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的基层治理生态下，坚信“不闹不解决”的上访户又怎会不成为地方官员心中的缠访者、闹访者呢？只要这样的权力治理生态一天不改变，老百姓合理反映自身诉求的渠道一天不能畅通，最弱势的底层民众就不敢贸然放下上访的合法诉求。也正是在这样的恶性循环中，河北沧州的“敲诈政府”罪才最终应运而生。

这一名词似乎又与去年跨省追捕案中的“诽谤政府”有异曲同工之妙。两者其实反映出相同的两个问题，一是底层民众表达诉求的渠道依然被阻塞，稍有过激就会被扣上诽谤、敲诈政府的帽子；二是基层司法依然受制于地方权力，否则以司法名义宣判上访民众“敲诈政府”的罪名又怎么会堂而皇之地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