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司法界有一道风景，就是各地刑事案件审判中，凡属有重大社会影响力的案件，尤其是官员贪贿、企业主涉黑的大案，总有一些外地律师介入其中，担任被告方的辩护人。其中以北京律师数量最多，最为活跃，故被媒体统称为“京城律师现象”。

所谓京城律师，有几个共同特点。其一，个人背景深厚，要么家世显赫，要么曾任职公检法高级机关，要么栖身名牌律师所或著名院校法学院，都有点“来历”，有点权力底色；其二，个人作风强悍，在法庭上放言无忌，常以当地司法机关存在程序违法为攻击点，如物证缺失、刑讯逼供、司法鉴定不实等，进而为被告人争得无罪或罪轻的结果；其三，个人收费昂贵，律师费动辄数十万直至数百万。由此，不仅官方视为捣乱鬼、眼中钉，普通民众从自己的生活体验出发，亦多认为是“以权钱开路，为权贵脱罪”的黑中介。但是，透过现象看本质，事情并非下一个道德判断这么简单。

首先，我要设问，京城律师的权力背景究竟有多大的能量。众所周知，一地的重大案件，事涉官威政绩和社会稳定，通常受到地方党政高层的直接关注。京城律师的价值，主要体现在“敢言敢挑刺”上，而他们的权力背景则是他们“勇敢”的主要原因——至少可以自保。李庄在重庆入狱，则说明在政治面前，所谓权力背景有时连自保也不能。

有人说，京城律师的权利实际大过我们普通人，是权力背景下不正常的畸态。我认为，律师的职业权利只与另一个律师的权利之间有可比性，与普通人权利无法比较。必须承认，京城律师确实比本地律师享有更多的职业权利，但是，这种不平等是因为本地律师的权利“被萎缩”而形成的。所以，追求平等的正途，是使被萎缩的权利恢复正常，而不是将正常的权利拉至低点。

其次，恪守程序正义是现代法治的鲜明特征，反对非法取证、刑讯逼供等违法办案行为，是保证不让无罪者蒙冤的关键，也是维护人权的基本底线。京城律师的“挑刺”行为，如果能推动司法机关更加重视证据质量和行为文明，是应该会受到民众欢迎的。

再次，高昂的收费，使得京城律师的服务成为了有钱人才能享受的特权。这是一个经济学问题，即物以稀为贵。敢言敢挑刺的条件太高，风险也大，所以收费高。以李庄律师的坐牢结局而言，一百多万的收费真不算贵。既然有钱人多花钱买房而不能买经适房为我所赞成，我当然不反对他为得到法律服务而出高价。

其实，只要改善我们的司法环境，使得所有的律师都敢言敢挑刺，京城律师的价码自然会降下来。那时，权力背景和敢于放言都会被忽视，专业经验和学识将凸显价值。就我个人而言，我希望有更多的京城律师四出“作恶”，也希望地方律师们异地办案。李庄之后，这点希望恐怕会落空吧。（作者为企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