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毕诗成

唐福珍能不能成为第二个孙志刚？这是成都女子唐福珍以自焚对抗强拆的惨剧发生后，大家问得最多的一句话。现在，似乎有了些积极迹象:12月7日，北大5名教授联名致信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废止或修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相关条款；同日有消息称，国务院正准备修改《拆迁条例》，现正进行立法调研工作。

唐福珍、潘蓉们的血和泪，令暴力强拆进入公众视野。作为暴力强拆的“法律支撑”，与《宪法》、《物权法》等上位法具有明显冲突的 《拆迁条例》成为众矢之的。我们也希望这次相对集中的矛盾爆发，能凝聚成一种力量，推动违宪审查、调研论证、研究修改等一系列动作，摒弃暴力所依赖的土壤，依靠法治精神重新建立起在拆迁上的利益秩序，从而实现拆迁法治化与社会文明化。

然理智告诉我们，当前的拆迁困境，已是公共权力、商业资本、公民权利等太多因素紧紧纠结的产物。既有地方政府的公共利益，又有商业资本的趋利萌动；既有公权部门“打手化”的扭曲，又有资本“黑恶化”的霸道……在拆迁问题上建立温和而有力的利益表达秩序，并非只是对一个《条例》修改几句表述那么简单。或许，毕其功于一役也是一种奢求，我们只有分清当务之急和长远之计，方能稳扎稳打“徐徐图之”。

当务之急，是找出那些诱发、滋生、助长了暴力的“制度渊源”。而这个命题，似乎同“纠正《拆迁条例》违反上位法内容”基本重合。为什么补偿问题会被拖延成拆迁阶段“挖掘机上门”的逼宫？为什么被拆迁人会和拆迁单位直接对撞？……正是一些旨在保护弱势群体 (被拆迁人)的规定，基于拆迁便利的目的被走捷径舍掉了，甚至有一种“牺牲论”认为，处处“过分”讲被拆迁人权利，拆迁还怎么搞下去？城市还怎么发展？这种错误的发展观，使得拆迁条例尽管多年“违法(上位法)”，却能顽强地生存下来。在拆迁对抗的手段与结果越来越激烈之时，“大修”《拆迁条例》尤为必要，这是弱化强拆“强”度、避免《拆迁条例》继续被当成暴力工具挥舞的第一步，也是安抚民众愤怒的起码举措。

“急务”之外的中期目标是应该看到，诱发暴力强拆的“法理依据”，并不仅仅《拆迁条例》一个。按照专家解释，包括《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等在内的一系列涉及拆迁的法律制度，都应该纳入违宪审查，被重新审视。拆迁获利的多是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受损的却是羸弱的被拆迁人，这是严酷的现实，要改变这种博弈失衡，首先要做的就是在法理上理顺渠道，以规范听证等多种制度规定，赋予弱势者捍卫权利的能力。

而长远之计，显然是理清地方政府在拆迁中扮演的角色。中国的法律还远做不到“律行禁止”，尤其在涉及政府利益时，即便错误的法律被纠正，也难以保证错误的现实会被纠正过来。按照疏导之策，必须改变地方政府在城市拆迁、卖地中获得巨大利益的怪异现实，这需要从财税机制上发力。如果容忍城市拆迁和官员政绩相关、拆迁速度和财政增收相连，地方政府坐视甚至联手开发商与民争利的现实，就不会从根本上改变——— 尽管不像现在这样城管、公安动辄冲向拆迁第一线，也难免会搞出雇用“安置公司”到前台主导、出了暴力事件却置若罔闻之类的“变通”。现实中某些拆迁暴力，根源是地方政府把自己搞成“经纪性商人”的屁股扭曲，要纠正这一点，却比修改几个法律条文要难上百倍千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