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关于保护行政诉讼当事人诉权的意见》。《意见》要求，各级人民法院要全面准确理解和适用行政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不得以任何借口随意限制受案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已颁布20周年。20年前，“民告官”还是一个新鲜的事情，而如今，这早已不再是什么新闻。随着《行政诉讼法》的施行，“民告官”的案件逐年增多，从中我们不仅可以“看见”法治精神的成长，也可“看见”公民意识的成长。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尽管《行政诉讼法》已颁布20周年，信访案件仍然不在少数。信访渠道成为司法渠道的一大补充，在法治社会殊为怪事，却也是不容忽视的既成事实。这让我们有理由对目前的《行政诉讼法》与诉讼体制进行反思:“民告官”可以，但是“告状难”，因此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还有待落实。

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意见》，让我们对“告状难”的现状有了再认识。值得欣慰的是，《意见》明确提出“民告官”不得增设门槛，例如“凡是行政诉讼法明确规定的可诉性事项，不得擅自排除；行政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但有单行法律、法规授权的，也要严格遵循；法律和司法解释没有明确排除的具体行政行为，应当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然而，“告状难”的成因，绝不会只是门槛高这一个问题，它应该是多个方面的。譬如，目前的《行政诉讼法》只对具体的行政行为起作用，未曾覆盖抽象的行政行为，这使得很多情况下，行政行为违法，但无法确认行政诉讼中的原告是谁、被告是谁。

另外，在法律层面之外，从行政诉讼体制这个层面来讲，“告状难”也可以找到部分原因。譬如，司法权力相较于行政权力的独立地位，如果得不到加强，“民告官”还依然存在许多掣肘因素，即便法律与司法解释规定得再完善，“告状难”的现状还是无法得到根本改变。事实上，信访的现状，正是“民告官”的一个镜像，它说明公民权利的伸张，很多情况下仍然是依赖着行政权力，甚至仅仅是长官意志，而非司法途径。

虽然不少论者都强调确立权利与行政权力平等的诉讼主体地位，但如此“平等”，并不是单纯降低诉讼门槛所能解决的。一方面，固然要对现有的法律进行完善，另一方面，还要确保依法行政落到实处，要确保司法权、行政权互不干预，等等。如若不然，门槛降得再低，也只是书面上的体现，执行起来可能是另外一回事，而权利将依然处于弱势地位，“民告官”的现状就难以根本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