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胸验肺”将职业病的鉴定问题暴露在公共视野下，卫生部门对此的说法是，这属于特殊的个案，应该具体问题具体解决。可不幸的是，这样的个案还在发生:辽宁一“尘肺”农民工在去世两天前，才拿到伤残等级鉴定；湖南百名“尘肺”农民工在深圳面临着维权难，他们见到记者的第一句话就是“职业病维权难，最难的是鉴定”。（8月10日《中国青年报》）

如果同样的情形存在多了，个案也就具有了典型意义。既然问题越来越多，反思是否到了必须的时候呢？当许多个案将问题指向鉴定难时，关于鉴定的制度也就到了反思的时候。

的确，制度应该维持稳定性，这是制度适用的前提。如果个案只是不会重复的小概率事件，则制度无需对此过度关注。但如果个案反映的问题十分迫切，个案反映的问题又比较普遍时，制度就应该通过积极地完善来避免类似个案再发生。因为，制度的效力就是保护每一个人，避免每一个负面的个案产生。

甚至，有些时候，制度的完善是不需要个案带来教训再进行的。因为，根据实际的情况，就可以在理论上预判到问题的存在。比如，职业病鉴定中，当发生相应纠纷时，具有躲避处罚种种渠道和方法的企业，难免会设法逃避责任。那么，职业病鉴定机构就需自问:当伤害实际产生时，那些维权能力有限的受害者，是否可以通过制度，以最小的成本维权呢？所谓最小的成本，应该是:他们只要得病，就会得到应有的赔偿。

制度的效果有两个检验标准，一个是现实的运行，一个是以人为本的理念。如果，从理念的角度出发，就可以看到问题的存在，何必等到个案不断出现，不断冲击舆论之后，再对制度进行完善呢？如果制度总是容忍个案的出现，结果只能是制度的效力受到损害:一方面受害者会感受到维权的困难和现实生活的无奈；另一方面企业也根本不会有意识地保护劳动者的利益——他们根本没有看到实际的风险，他们认为只要耍耍手段，即使产生了问题也可以躲避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