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于泽

安徽省霍邱县决定，奖励安徽大昌矿业集团有限公司6亿元人民币。此事业经县人大常委会决议通过，似乎已具法律约束力了。

这件事在社会上产生了争议，人们确实有理由表现出某种程度的“疑虑”。有关报道强调霍邱是一个国家级贫困县，言外之意是，巨额奖励给当地财政构成太大的压力。还有人说，大昌矿业发展前景未明，政府把宝押在它的身上，万一它投资失败了，怎么办？

  当地领导似乎早就预见到争议的焦点所在，他们给公众算了一笔账：大昌矿业计划上100万吨球墨铸造项目，建成后年产值66.7亿元、税收5.89亿元，可解决2500人就业。似乎数字能够说明一切。到时候政府财政增收，找饭碗的有饭碗，是一笔相当划算的买卖。

投资有成功的巨大可能，也有失败的巨大可能，这些都不说了。我们不妨干脆假定投资百分之百地成功，政府和居民都能从投资中受益，政府和人大常委会就可以奖励大昌矿业6个亿？

政府用于奖励的钱，不管它来自预算内还是预算外，总之是纳税人的钱或其他公共财产。决定这些钱去向的最终权力属于当地全体人民。一笔接近政府全年财政收入的临时预算，是一项重要政治决策，必须郑重其事。且不管人大常委会批不批准巨奖，政府向人大常委会提出给一家私营企业送钱，这本身就有违政治规范。一奖就奖6亿元，这样的大手笔，古今中外闻所未闻。

中国的发展立足于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的一个前提条件是产权制度。在现代产权制度下，私有财产与公有财产边界明晰，两种产权泾渭分明。西方曾有一种极端表述，说“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但反过来，把公共财产白送给私营企业，这种做法在西方也是不允许的。由于财政权控制在议会手中，政府送钱给私营企业，在事实上也不可能成为现实。

清朝末期洋务运动兴起，一些地方大办厂矿，主要体制是所谓“官督商办”。政府出一部分钱，商人入一部分股，但并没有政府把钱白送给商人作资本的做法。清朝政府也知道，西洋政府可以坚决保护私有财产，但不可以把公帑白白送给私人。事实上，洋人之间的私产赠送，政府还要征收重税。

发展经济，私营企业确实是一种主要的经济活动组织形式，而从西方市场经济的历史看，企业的创设、发展、壮大是市场自发的产物，政府不必也不宜插手干预。把纳税人的钱拿来“奖励”私营企业，将公财直接变成私产，纯属我们一些地方政府的发明创造，有违“国际惯例”。政府能够慷纳税人之慨，根本原因在于权力未受权利的应有约束，可以为所欲为。霍邱县巨奖私营企业，实际上是一种行政乱作为。

公权力可以乱作为，有人想象权钱交易的可能性，就是逻辑的合理演绎。6亿元平白无故从天而降，相当于一笔“无主财产”，就有一个如何分配的问题，私人老板一人独吞并不符合“人情世故”。谁都知道，有果必有因，6亿元从天而降，掌握权力的人是幕后推手。有了第一次成功，给予掌权者足够的激励，就会有第二次的成功。见者有份，最合乎“经济理性”。

对于这种把公财白送私人的做法，怀疑显然符合理性，而理性不能止于怀疑。我们必须坚决制止违法的产权白送行为，而要实现这个目的，目前只能寄希望于舆论监督引发上级干预。若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能从规范权力、保障民权入手，使政府的钱袋掌握在人民手中。往小了说，这是一个法律问题；往大了说，这是一个宪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