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椿桦

广州76岁的陆侯英老人在市建委和市城管局的联合接访活动上“搅了一回局”——当看到市建委领导再次写下“进一步协商”的批示后，他愤怒了:“这么多批示有什么用？”原来，在近两年的时间里，陆侯英老人为房屋拆迁补偿不公一事不停信访，已经换来了十余张“领导批示”，但其合理诉求至今仍未获解决。(6月24日《新快报》)

“批示”这个东西，说起来也算具有一定的中国特色，经过多年的发展，俨然形成了一门学问，并由此衍生了“多次批示”、“亲自批示”等丰富的词汇。什么官的批示效力好，群众反映的哪种问题适合于批示、适合于马上解决，都不是没讲究的。

在法治社会，按说，群众反映的问题只要合理，有关部门直接依法解决就是；不合理，就说明原因；如果对方不服，就让他去打官司好了，没必要老是给人家作“批示”，让他们年复一年地上访。但直到现在，“批示”这东西在我们的社会中依旧畅销。有意思的是，很多职能部门官员在接访过程中，本来是自己应当依法解决的事情，却也爱模仿大官的口吻来一通批示。这大概就是广州市委书记朱小丹上周所说的一种现象:很多干部，官不大，官架子倒挺大。

问题的症结就在这里了。在我们这个社会，官僚习气像感冒一样，随时都容易发作。通常来说，权力越小，官员越喜欢显摆。马季有一段相声说到:老马出差，住国营旅社，他想吃一碗面条，却需要批示。从各个部门轮番批示一遍后，已过了好几日，客人也完成工作离开旅社了。临上火车时，旅社工作人员追上来说:“老马，你要的面条批下来了”。我琢磨，广州的老陆八成也遇上了类似老马的情况。不过，他没有老马幸运，经过近两年时间，他的“面条”还没有批下来。广州市长张广宁两个月前也曾就某市民反映问题38次无人解决一事，发出过一番著名的痛斥，看来，这番痛斥收效甚微啊。

依法行政，是法治社会的基本要素，所以说到底，咱们市民需要的并不是批示，而是依法办事。是谁负责的事情，谁就该马上执行，一层层批示下去，效力难免打折。这样来看，行政问责制有必要进一步细化，要求谁批示谁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