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望

在强调资历的官场，29岁的周森锋全票当选湖北宜城市市长一事本身，就足够让人浮想联翩。因此，此事引发方方面面的争议。

一个在今年6月份刚当上代市长的年轻人，如何在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在“市长职位”上显示出自己的超人之处，从而使组织或者当地人大代表觉得，他已经是无可代替的了？

所谓“责任心强，作风民主，经常深入群众，深入实际，受到干部群众的一致好评”等评价，都不是29岁就可以成为市长的理由，或者说至少是缺乏足够说服力的，因为，这样的评价放在任何一位党政干部身上，不同样都适用吗？

1980年8月，邓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首次提出“干部年轻化”。邓小平同志希冀摆脱“老人政治”的良苦用心和战略的正确性和必要性，已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得到印证。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老人政治”的关键问题并不在于年龄（虽然决策者的精力衰退必然会影响决策的质量），而在于权力与责任的协调以及权力交接的制度化问题。要知道，格林斯潘在他已70多岁高龄之时，仍一致被认为是美国联储局主席的最佳人选。

也就是说，强调“干部年轻化”，是对“老人政治”的“矫枉”，然而当年龄作为干部任免的硬性标准和门槛时，无疑就有点“过正”了。虽然说，干部晋升制度中“特殊人才破格”之规定，为那些处于年龄劣势的干部提供了一定的发展预期。但应该看到，这种发展预期只是理论上的，往往只具有个案价值而不具备范本意义。

在现实中，按照自己的年龄和相应的资历，绝大多数干部会对自己未来的发展有十分明确的预期。于是，当他们看不到更多发展空间的时候，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心态便会滋生。这种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心态使如下现象变得十分普遍:原来十分优秀的年轻干部到了一定年龄却变得十分消极和懈怠。有论者曾这样总结:先是干，然后是盼，盼不来是急，急不来是要，要不来是混。

消极后果显而易见:干部任用体系在吏治管理上的难度，必然会削弱该体系在干部面前的权威以及干部对该体系的忠诚度，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该体系对各级干部控制的困难。

因此，组织部门需要在现实中不断树立各种“破格录用”的典型，以增加干部对未来发展的预期。但是，这种“破格录用”往往会被认为“破坏程序”而遭舆论诟病，令当局不得不审慎处理。

在这种尴尬局面之下，为那些消极和懈怠的干部提供更多物质或者精神上的吸引力，成为摆在干部任用体系面前的一大难题。

这形成了当局吏治管理上的困境。当局逐渐会发现，当干部不是以能力、声望作为晋升的根本时，原来导致“老人政治”的权责问题，以及权力交接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29岁的市长横空出世，远远依然解决不了权力结构原来存在的问题。

（作者系媒体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