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29岁的周森锋全票当选为湖北宜城市市长。这位五年前才刚刚走出大学校园的年轻人，被媒体称为“中国最年轻市长”。周森锋是河南禹州人，在短短五年之内，连破异地为官、论资排辈、政绩为上等官场通则，以29岁的年纪担任县市党政正职。他不寻常的仕途升迁，引发了全国关注。有人视其为“干部年轻化”的标本，有人质疑他有靠山背景，这位自称“真的不愿成为新闻人物”的“最年轻市长”不情愿地被舆论推到了台前。

正如周森锋自己所言，29岁的他并不是全国最年轻的正处级干部。但29岁担任县市党政正职，目前周森锋应该是第一人。事实上，近年舆论对破格提拔年轻官员多有关注，周森锋并非第一例。去年初，28岁的张辉就任共青团山东省委副书记，被称为中国“最年轻的副厅级干部”，同样引起舆论哗然。值得关注的是，舆论在这些案例中并非质疑“干部年轻化”的政策原则，而是对这种干部年轻化的实际选拔机制多有疑问。

笼统地讨论干部年轻化，并且以张辉、周森锋的个案来佐证，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切中公众对于干部选拔机制的关切。在成千上万的年轻公务员中间，为什么是周森锋而不是赵森锋，是张辉而不是李辉，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市长”、“中国最年轻的副厅级干部”。这涉及到官员选拔过程中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问题。在公平竞争的市场原则早已深入人心的当下，一个年轻公务员如何能免除政治竞争而获得高位，这是公众关切并且疑惑的所在。如果不能针对这种公众关切答疑解惑，也就没人能替周森锋这样的年轻官员来真正解围。

有人认为，不应该以疑虑审视29岁市长的当选，而应该以掌声和鼓励催促他交出公众满意的答卷。这未免过于温情脉脉而颠倒了公职与公众之间的政治伦理。公众只是表达疑问，便有如此善意的劝解，如果真要问责，岂不是更无可能？无庸讳言，在官场腐败的诸多形式之中，用人腐败早已有目共睹。已经查处的腐败大案中，也几乎都有买官卖官、权力裙带关系曝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去年10月联合印发《关于深入整治用人上不正之风进一步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的意见》，反求其意，不正是对用人歪风的强力整肃？

据已经披露的情况，29岁的周森锋出身于河南禹州一个农民家庭。周森锋也对媒体表示，“我能走到今天，如果说真有什么背景，这个背景就是父母的养育、母校的培养、国家日益开放和民主的育人用人机制。”当事人的这种表白，或许真诚可信。但如果要从舆论中解围，却又不能认同这种自证清白。作为一市之长的周森锋，显然已是公众人物，首先就必须摆脱那种只需向组织交待、不需向公众交待的不情不愿的心态，所谓“真的不愿成为新闻人物”，或许可以理解为不愿意媒体过多聚焦于个人身世经历，但矛盾的是，如果不能首先成为新闻人物而为公众所熟悉了解，一个年轻公务员又如何能步上几十上百万人的领导岗位？

就此而言，即便有人真的相信年轻的周森锋德才兼备，襄樊市委也确实是经过民主推荐、考察、公示等合法程度选择任用干部，这种公众舆论的质疑也是不得不承受的。因为在现有体系之中，如果某位掌管选拔任用大权的官员执意徇私舞弊、任人唯亲，公众也并无知悉内情的可能，甚至也并无立等可行的否决权利。已经揭露的诸多买官卖官的腐败大案，不正是这种积重难返的局面使然？

如此来看，真正能为“中国最年轻市长”解围的人，不是那些为周森锋式干部年轻化现象欢呼雀跃的人，也不是那些穷追不舍“人肉”不止的网民，更不是那些打破沙锅究根问底的各色媒体，而只能是更加透明、更加公开、更加民主的官员选拔任用机制。只要权力仍有循私的可能，公意仍然不能阻挡权力，舆论对官员选拔任用中某些个案的集中关注，甚至是疑罪从有，就不能视为公众的苛刻与多疑。反之，那些致力于让权力在阳光下运作的吏治努力，也才能够为更多的人所认同。这显然已不是一个29岁最年轻市长的个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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