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

贵州习水“嫖宿幼女案”、浙江丽水嫖幼案、巴东邓玉娇案等，暴露出中国基层社会的治理危机和蔓延着的道德腐败，正在侵蚀中国社会的根基。中国县级以下的无政府状态已经相当严重。

在过去几千年中，县是中国传统政治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治理单位。以前省是不重要的，省只是中央的派出机构，县一级的官员能够和最高统治者直接对话。

新中国的干部选拔制度开始是党内任命、下管两级，中组部管到省级和地市级，上世纪80年代开始进行干部任免制度改革，改成下管一级。基层官员只需要对他上一级的领导负责，不需要对中央政府负责，这样，县这个中国最重要的地方治理单位在政权系统里就被边缘化了，县级官员的行为和中央政府的意图就容易发生冲突。在形容欧洲封建制度的时候，有一句话叫“我的主人的主人不是我的主人”，现在中国典型地表现出这个现象，县级政权和中央政权失去了联系。

县和中央政府之间没有关系，产生了很多恶果。如果县继续边缘化，问题会越来越严重。它们治理得如何，关系到民众对中央政权的认同。而现在省管县的制度也不会有效克服治理危机，因为这个制度的出发点不是着眼于县的治理，而是为了强化县的经济和财政功能。

县级治理的恶化，也有历史的原因。1990年代经济改革中“抓大放小”，小企业都是县市级的企业，大的都是中央级的企业，在“抓大放小”的过程中，县市企业都放开了，部分县域产生了恶性的私有化和民营化，甚至导致黑社会化。

关键就是怎么做。笔者认为，中国政治改革的一个办法是从县政做起。中国有2000多个县，几千个县委书记和县长，中央政府应该像黄埔军校那样，不断地培训他们，让他们和中央政府建立起直接的联系。中央政府已经开始这么做了。

应该明确将县作为中国政治结构中最重要的层面，而考虑虚化省的地位，这就是所谓“虚省实县”。为了使省虚化，可以考虑设立更多的直辖市制度；为了使县实起来，要让县级政府与（人）民建立起有机联系，人大制度也要做一些根本变革。如果县人大代表实现直选，很多事情就可以推动，他们可以代表（人）民来监督官。问题是，这样的改革现在没有动力。

（摘自6月15日《南风窗》；原文由特约记者柏鲁克采访整理；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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