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专家蔡昉表示，城市户口的福利含金量造成了户籍制度改革的悖论，越是在户口中附着较多福利内容的地区，户籍制度改革越难推进，而户籍制度不改革又无法改变其附着的福利内容。蔡昉 建议，只有把福利内容从户籍上剥离掉，或者把福利上的差距缩小到无须借助户籍即可共享，则可以打破改革面临的两难处境。（6月2日《新京报》）

长期以来，户籍制度运用法律和政策的力量，把人口集散地与人口割裂为城市与农村、市民与农民两大类，由于户籍“属性”不同，市民与农民拥有附着于户籍的、反差强烈的权利与福利，互相之间不能自由流动迁徙，不能进行保障与福利共享，推进户籍改革已是时代发展的大势所趋。

今天我们实施户籍改革的目的在于，彻底打破户籍束缚，剥离捆绑于户籍之上的相关“户籍特权”，实现城乡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维系最大限度的社会公平。要让以长期二元社会结构为基础的户籍制度退出历史舞台，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利益让渡，关乎各个社会人群的权利、待遇与保障的再分配，现实的困难和既得利益的阻拦压力可想而知。正因如此，专家“福利与户籍剥离”的建议才显得更有价值。

众所周知，“户口”之所以为人所看重，主要是因其背后附着的户籍福利，如果让户籍与福利脱钩，户籍的重要性、所谓市民与农民户口的概念区别就会随之逐渐淡化。 而相应地，横亘在人口流动中的身份藩篱，也不复存在。不过，“福利剥离户籍”只是一种宏观上的“导向”，要想转化为现实，还需要一系列的政策与制度跟进。在教育、医疗、养老保险等层面，逐步给予城市外来人口公正的待遇和保障，同时利用制度的力量推进“城市人”向农村地区流动发展，真正让理论上的城乡一体化成为现实。

在我看来，独立于户籍存在的人口福利，其实就是公共福利。不断提升公共福利是一个发展的必然命题。在教育、医疗和诸多涉及民生的公共领域，都需要公共财政不断加大投入，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公共福利存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实现维护社会公平的二次分配，这些都将会带给包括外来人口和城市人口在内的所有公众以安全感，户籍的束缚力慢慢就淡化。而事实上，正是改革开放三十年公共福利水平的提升才带来了户籍藩篱的松动，为如今全面推进户籍改革带来了契机。当然，公共福利的提升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户籍是谁的户籍？只是国民个体的身份标签。但福利是谁的福利？我想，这是公共福利，而不仅是哪一个人的个体权利。窃以为，如果公共福利没有提升到一定水平，强行取消户籍管理未必是一件好事；同理，倘若公共福利够充足，区区一个户口存在不存在都不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