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去了，记者去了，明星去了，游客去了，志愿者去了……今天的四川地震灾区，一定非常热闹。在我的想象中，它应该更安静一点才好。毕竟，这是周年祭。但是，我不能站着说话不腰疼，我知道灾区人的心理，太热闹了嫌吵，但是太安静了又怕被遗忘。

相对而言，后者更加可怕。

何况热闹是可以转换成利益的。用当地人的话来说，地震惨状也是一个重要的旅游资源。所以他们急于建设地震旅游景点，希望外地人的哀悼、观察和体验能够成为一种可持续性的收入。有人坚决反对把九万人丧生的大悲剧当作景点供游览，我的态度倒没有这么决绝，但是我认为这至少要等到死者尸骨已寒，等到人们来到这里更多地感觉到人类的悲剧及警醒，而不是感觉到有人利用灾难和不幸牟利的时候。

有媒体报道说，北川震区附近，有一些儿童依靠贩卖地震照片等纪念品贴补家用。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游客减少了，他们就失业了。这对于心地纯良的外地人来说，真是一个难题：你可以不用带着好奇心去看灾难现场，从而满足了自己的良心，但怎么能够让孩子们因此而饿肚子呢？不过我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让这些儿童挣这样的钱，本身就是不对的。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帮助灾区？这一年来，一直有朋友提出这样的问题。事实上，这是一个残缺的问题。要想知道怎么帮助灾区，首先应该知道灾区需要什么样的帮助，也就是说要先了解灾区的现状如何，存在什么问题。从长远看，这需要我们从政府的功能、社会结构、公共财政，以及各种公共服务方面，来思考人的健康发展的问题，并用一套健康的制度来保障公民的这种权利。地震过后这一年来，政府、社会做了很多工作，但上述问题实际才刚刚显现，需要我们不断摸索，并逐步解决。

新闻中比较令人震惊的倒是官员的自杀。我知道基层官员非常辛苦，很多人本身承受着丧亲之痛，同时又肩负着沉重的重建任务。北川县委常委、组织部长最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鼓励北川的干部们在搞好重建的本职工作之外，业余时间也应该打打麻将、唱唱歌、跳跳舞，真正地放松下来。我想，假如舆论能够更多地关爱他们，报道他们面临的问题和心理困境，他们也许能够释放一些悲伤和重负。

在去年的地震报道中，媒体发现了很多令人欣慰的现象。比如社会原来并非像人们焦虑的那样物欲横流，人们的爱心和良知在灾难中显现出巨大的力量。这种力量无疑在帮助灾区度过最初的艰难中，起到了无与伦比的作用。问题是，这一年过去了，我们是否有某种机制让这种力量延续下去？从小的方面说，是让灾区得到持续的关怀和帮助；从大的方面说，是让整个社会焕发生机。

政府也在有意识地抓住机会利用和扶持这种力量，但是北川政府购置豪华车等一系列事件，让灾区政府的形象受到一些损害。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政府的问题被暴露出来，未必不是好事情。这一方面说明我们的社会更加开放、透明，公民的知情权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尊重，从更积极的角度想，只有暴露问题，才能更好地反省自己，改进工作。

在媒体看来，更重要的是民间的新生力量：社会的“第三部门”也就是非政府组织的觉醒，以及民间慈善的成长。这些力量在这一年时间里发展得怎么样呢？其实这是媒体应该回顾和总结的事情。因为灾区的现状如何，需要什么样的帮助，这些机构传递的情况非常重要。

社会应该在帮助灾区在过程中成长，我们也应该在帮助灾区的过程中进步。从这个意义上说，帮助灾区就是帮助我们自己。而灾区并不是始终需要被当作灾区来帮助，当它不是灾区的时候，我们还应该做什么？

作为一个四川人，我的确不希望外地人只是因为地震惨状而去四川旅游。我想告诉大家的是，那里本身就有秀美的山水、悠久的文化和独特的民风。同时，当民间社会成长起来之后，四川人对外地人的贡献也会更多地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