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你不得不一再的反问，哪怕知道这个问题已经被问过无数次，但是下一次，你还会继续问起：为什么又是孩子？

甚至，每一次，你都不知道这个问题要对谁问起。问政府？可是在山西竟然能曝出地方政府部门在儿童疫苗管理上的巨大漏洞。孩子的健康，在他们那里，似乎无足轻重；问家长，可是我们谁又能体会到那些家长的痛苦。尤其是那个家长，她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孩子在瞬间阴阳两隔：“孩子说他很疼，我看着他断气的！”——谁又能理解这句话背后的悲怆？

还是去问凶手？这个被许多人认为患有精神疾病的凶手，起床时曾说“我要自杀，我一个人死不行，要拖几个人一起死。”他觉得成年人不好杀，从而把目光锁定在孩子身上。

但是一个精神病人，为何具有“成年人不好杀”的“理智”，但是竟然又能做出任何有感情、有理智的人都不会做出的疯狂？禹海君试图找出这个疯狂的杀人凶手背后是怎样的一种错谬的人生轨迹。可必须承认的是，这段人生轨迹本并无什么与众不同，无论是郑明生周边的人看不起他，或者是女友没有选择与他结婚，抑或是辞职后没有立刻找到一份工作……这些，每天都在任何人身上发生。如果这些就能够成为一个杀人狂魔无情对着孩子举起凶器的诱因，我只能说：我不相信。

任何一个有感情的成年人，能够举起刀子对着那些孩子乱砍，这到底需要怎样的一种冷酷？他到底存在着一种如何的疯狂？我想象不到，也回答不了这个问题，这超出了我能理解的底线。

在任何社会里，孩子都是最纯粹的生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一直以为他们本来不应该有敌人。除了天灾和不可预知的疾病，他们本应该在这个世界上健康成长。但是不断发生的事情让我意识到我的想法是多么的幼稚、简直是无知。

当黑心的商家把三聚氰胺掺到孩子喝的奶粉中去的时候，我们感到难以置信，一个堕落到何种程度的社会，才会生出这样没有任何良心和良知的商人？但是，事件慢慢发酵，当对良知的拷问、对孩子痛苦的悲伤最终上升到了对政府监管责任的批评、对赔偿的反思。我们当初强烈的内心痛苦反而因为冷冰冰的词汇而变得麻木了，三聚氰胺成了一个特殊的名词，人们提到它，条件性的生出一些厌恶，但是到底厌恶什么？有多少人还会更深一步的去感触？甚至，我们也不会再生出对生命消逝的感同身受，再也触摸不到那些孩子的痛苦。

然后到了山西疫苗事件，当人们短暂的拿它和三聚氰胺进行对比之后，就转而继续针对公权力的职责问题进行追问。

相似的事情越来越多，我们的思维也越来越程式化。一个个的生命，一个个的孩子，都幻化成一个又一个冷冰冰的词汇。

可是词汇没有感情。

我不知道这是对还是错，在人类更为长远的历史里，这样的事情时刻都在发生。归纳似乎是人类一个非常强大的能力。人们会把所有相似的事情，把所有在同一期间发生的事情，归纳成为一个朗朗上口、容易记忆的词汇。但是，记住了这些词汇又能怎样？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词汇把当中的牺牲、夫妻的离散、母子阴阳两隔全部涵盖进去的时候；当瑞克-布鲁格的父亲，一次又一次把一个朝鲜士兵按下冰冷的河水的细节被“朝鲜战争”的词汇包括；当一个“文化大革命”就轻松的囊括进了十年里人们的故事；当“5·12”成了人们的记忆，而不是那些没有见到5月13日太阳的孩子……这时候，谁还会记得当事人的悲伤、谁还还能理解战争如何把一个父亲变成了一个酗酒的魔鬼？谁还会在意，自己建一所校舍时偷工减料会造成多大的伤害？

我在担忧，当“南平惨案”成为媒体引用的名词，当“精神病”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的时候，还会有多少人会记得现在的悲伤？

在那篇充满了泪水和愤怒的文章中，晓宇的文字读起来有点让人声嘶力竭：“可耻的向更弱者抽刀，可恨的无是非凶残施暴，可恶的人格崩溃。”他说：对于这个杀人者，他不宽恕。

我也不能宽恕。但是我更加不能宽恕的是我们对于感情的遗忘。

一年（5）班柯翠婷（女）

一年（5）班陈楚柠（女）

一年（4）班欧阳宇豪（男）

一年（4）班黄舒婕（女）

四年（7）班侯传杰（男）

三年（2）班陈佳惠（女）

二年（7）班彭飞（男）

四年（4）班周雨笑（男）

这八个孩子将永远也长不大了，他们永远停留在十来岁的阶段。

可是，我们能记住他们吗？

凤凰网评论编辑： 张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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