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洪波:柏林墙与极端主义世纪
2009年11月26日 10:38凤凰周刊 】 【打印共有评论0

实体、象征与心理

墙划分归属,同时具有隔断和禁闭的特性。

作为实体,柏林墙无法像家里的内墙那样,让人产生安全和温暖的意象,而更像是一个禁闭空间的设施。它显得那么冰冷、蛮横,横摆在城市中,从而分割了城市,它是人们往来的障碍,但与关口不同的是,它也是视觉障碍或者一种奇异的视觉中心。两个柏林街巷之声相闻而又被隔断到遥远不可望及。在它的“内立面”,布置着岗哨,在它的“外立面”,涂着奇形怪状的图案。它在建造者那个侧面是高度正经的,而它在另一面则是一个无奈然而得以戏谑天性的场所。人们因为墙的存在,成为两个世界的人。

作为象征,柏林墙被认为是冷战的标志。东西、阵营、敌我的概念,被赋予一个物体。墙是对峙的结果,也是对峙的表象,同时也可能是对峙的原因。因为,对峙因墙而得以赋形,那么区分墙内与墙外,也可能走向如同侯德健歌词所说的那样,“只是为了不一样就拼了命地不一样”。墙是冷战的结晶,但对于具体的个人,它可能表现为冷战的热血形式,在它存在的18年间,很多人因为越墙而被射杀,那些人有着同一种行为,他们都想由东往西,也就是,相对于建造者的意图而言,由里往外。

作为表征,柏林墙透露了建筑后面的心理。这面墙在1961年的一个夜晚凭空而出,随着它逐渐完工,东西柏林的人们不仅失去了往来的可能,而且失去了相望的权利。这面墙之所以必须出现,在于建造者认为唯有以如此坚决或者蛮横的物体形式,才可以消除一种担心,或者显示一种决心,那就是阻止人们自行往来,甚至断绝自由往来的念头。墙是行动的终点、视线的终点,也是意念的终点,翻墙者将被射击。

在墙出现之前,东西柏林并非没有人员往来,甚至有过往来自由的时期。然而这种自行其是,很快就显示了一种不对等的流向,人的自然流向总是由东到西。我想,脚步的方向,一定不仅能附生“无民可治”的忧虑,而且能让人觉得颜面大丧。于是,必须有一面墙,如同固沙堤一样,使人民不再如水土流失,甚至使人心得以被收拾。

我并不认为墙本身是一个极端的形式。就制造行为、视线和意念的终点来说,墙是极端的;但是它仍然是有底线的。

冷战虽然制造了诸多对立,但也保持了一个底线,那就是避免了大规模的热战,哪怕它是基于疑惧和对立,基于双方对等杀死几十几百次的威慑平衡,哪怕双方都在心理上把对方消灭了无数次,毕竟双方都没有真实地动手去把对方杀死。可以说,这是两次世界大战所产生的一种“后遗症”或者说积极效应,那就是战争的可怕性、野蛮性已经无须再次证明。

柏林墙,基于和平的竞争,墙是不体面的防御;但相比于情况恶化到可能进行的绝望战争,墙又是战争的替代形式。所以,对这堵墙,可能还不能只看其冰冷和蛮横,还要看到它多少还是防止了最坏的情况,那就是加剧的人民流失导致的绝望战争。

不过,它导致了一种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它制造了一种物理的保障,使得人们可以在离心力下面被治理。本来,西柏林才是裸露在东德境内的孤岛。西柏林是一块飞地,但这块飞地似乎成为一块磁石,从东柏林去往西柏林,意味着一种不同的生活样式,而这种生活样式显然有吸引力。墙的出现,使生活样式的隔绝成为可能,使吸引力变成无能为力。

墙的表演与隐喻

柏林墙成为历史,已经20年。它的倒塌,被视为“德国史上最幸运的一天”。幸运,意味着墙是在无人预及的情形下倒塌,但我想,它的缝隙肯定是一直存在,虽然这无碍于它阻断穿越界线的行为,但人心的沙漏总是在漏下沙子。

在墙的“内立面”,有着林立的岗哨,有着开阔的隔离区,使得墙作为一种功能性建筑又显得神秘或者神圣,靠近都不太可能。而在墙的另一面,墙一直是表演的布景或者舞台。除了无数涂鸦作品,还有政治家在此发表演说,摇滚明星在此表演。最后,因为它特殊的历史标志性,墙砖成为一种收藏品,甚至成为国家礼品。“推墙游戏”将由波兰人瓦文萨启动,这个人选意味明显,瓦文萨与墙有着历史性的关系。

幸运纪念日的仪式,多国政要出席,显然是郑重的场合。但它仍以轻谑的艺术形式进行。倒在墙下的人们,可能有不同的心情,那是生命终结之所,这不是一件值得戏谑的事情。但是,在它存在的时候,这面墙本身已是戏谑的对象与苦笑的来源,墙内有着关于它的笑话,墙外则是对它的公开嘲弄;当它不存在的时候,它作为20世纪的一个黑色的物象、冷战的象征,激发出来的首要意象是荒谬。所以,一个以多米诺骨牌来演示的“推墙游戏”,应是合乎人们的心情。

“推墙游戏”将由波兰人瓦文萨启动,这个人选意味着瓦文萨与墙的倒塌有着历史性的关系,虽然瓦文萨没有实际上对柏林墙这个物体做过什么。美、英、法和作为苏联历史遗产继承人的俄国,诸国政要们共同出席了柏林墙倒塌纪念活动,德国也早已统一,德国确实已经不再负累于“二战”所造成的国家政治后果。

在极端主义的时代终结后,历史的继续展开主流已经不是对峙,而是容忍、沟通、开放和融合,新的问题是文明对话、气候变暖、金融危机、生态政治、人权保障等,全球治理的概念正在浮现。

然而,作为禁闭和隔断的墙并非完全消失。极端主义时代的后遗症,在世界一些地方,无论在国家层面、制度层面还是文化心理方面、民族情绪方面仍然存在。后现代风格的纪念,对有些地方的人们来说,实在是一种奢侈,因为生活可能仍然展现了隔离墙的坚实。

新华社报道,柏林居民斯特凡·许勒尔对“多米诺柏林墙”创意表示赞赏。他说:“某种程度上,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面墙。如果能推倒这面墙,将是一件好事。我认为,这具有很好的象征意义。”

墙在这里作了人心的隐喻,推了心墙,每个人就可以无障碍交流。我想,墙可能首先不在于人的心里,而在于它的实存形式,这种实存形式,既可能像柏林墙那样由水泥块堆垒,也可能无形地构成你活动的空间规定,当你碰到无法自如穿行的阻挡时,你无法在心里说:我们这个世界是没有墙的。所以,你应当先去推有形或无形的实存的墙。

至于人心的墙,我想这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我的世界与他人的世界界限在哪里,相互交流的可能性与深度又在哪里,这与柏林墙这个物象所象征的事情,不是一回事。(来源:《凤凰周刊》2009年32期,作者:刘洪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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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刘洪波   编辑: 彭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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