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这部影片有什么"突破"的话，那就是让日本兵与汉奸重归人性，让他们身上的人性苏醒，给他们提供人性演变的过程。也就是说，与以往影片不一样的是，不仅人民胜利了，同样侵略军与帮凶也找到了人性的力量，得到了自我救赎。结果皆大欢喜，没有人需要为战争、屠杀及其带来的创伤负责，没有一方是在承担、承受战争的重负。这个放弃追究责任的立场其实并不新鲜，只是从前不能表述得这样赤裸裸。

那些有权者、有钱人，他们从战争当中所受的损失是十分有限的，如果有什么损失也是很快得到恢复的，弄不好还有从这场战争中获益匪浅的，正好从这场战争中获得发展壮大，这些人肯定不需要去太多考虑战争的责任和负面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外来侵略军的责任与本国当权者（及后来的各种历史书写者）的责任是连在一起的。后者越是不能在强权者面前保护人民，他们便是越要抹去或减轻侵略军的暴行，除非对他们的宣传有用。当我与海峡对岸的学者提到《南京！南京！》时，对方也会用"抗战"来表达那个年代，我惊呼这种说法怎么跟我老爸一个样！在"抗战"这个提法当中，包含了一个自我表述的立场，即表明自己是抗日的，强调自身在战争中的主体位置，而不说是"日军侵华"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使用某个称呼看似小事，其实非常重要。战后很长时间之内，在公共语言中，人们仍然沿用当年纳粹所称呼的"最终解决"来指那件事情，直到1978年，一部在美国热播的电视连续剧叫做《大屠杀》，人们才普遍采用了"大屠杀"这个提法。

实际上在1937年入侵南京的日本军队中，根本找不出这样一个叫做角川的士兵！那么这样的虚构是为了什么？在今天意味着什么？是什么样的途径，才能释放出这样荒腔走板的"想象力"？肯定不是朝向亡灵的那个方向，不是任何伦理和道德的要求，而是某种现实利益。那就是--该部影片想要走日本市场，想要取得日本人的票房，陆川将这个又表述成"用电影去教育日本的年轻一代"，这也未免太自作多情了吧，就像影片中角川灵魂的得救，一定需要中国人来操心吗？所谓"日本兵的人性"，这真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立场与理解。

如今"人性"这个词用得太滥了。当骚扰邓玉娇的那些淫官们前往雄风宾馆梦幻娱乐城的时候，心中想着的肯定是自己的"人性"要求；当那些贪官们将国家与人民的财产中饱私囊的时候，他们所响应的也是自己内部"人性"的呼声。"人性"是这些窃贼与荒淫无耻者的最后一件外衣，是他们企图替自己的罪恶华丽转身的最后一件法宝，他们除此而外没有别的能够替自己遮羞的东西了。这就是这部影片所折射出来的中国当下的国情和语境--以往"左"的那一套（对人民群众的要求）依然存在，同时又添加了给予当道者网开一面的"右"的说辞。

关于大屠杀的惨景，影片主要表现的是被强奸的场景与叫喊。这真是一个不错的"卖点"，一个吸引眼球的绝佳理由。从这样的表现中，人们关于南京大屠杀能够建立起来的知识和印象是什么呢？可以说，影片的制作者窃取了南京大屠杀这个公共的记忆资源，把它拉向一个更深的深渊。这样一部想方设法替侵略军脱罪、给巨大灾难与不幸抹上人性彩虹的影片，对于大屠杀的亡灵们来说，是"二次屠杀"，令他们"二度死亡"（威塞尔语，此人为犹太作家，因坚持记忆获1986年诺贝尔和平奖）。

南京大屠杀中遇难者的人名是再也找不回来了。70年来，没有一个官方企图做过寻找名字这件事情。但至少，在民间，肯定有着另外一部关于南京大屠杀、关于日军侵华历史的记忆。它也许像一段漆黑的墙面，上面没有几个字；也许这墙壁已经剥落不堪，飘洒着燃烧的灰烬，但是某些历史会通过我们民族的某些集体无意识，通过我们身体中的密码，通过我们的心灵和感情，在同胞之间和上下代之间，顽强地继承和传递下来。

显然，在有关历史记忆方面，来自民间的表述与来自官方的表述，其间的分歧和冲突，还有其他许多。近60年来的历史，许多次运动（或者民间应该发明另外一些词汇来称呼它们）带来的无数灾难，官方有官方的定论和结论，民间也会有民间自己的记忆和故事。近期人们愿意用"大饥荒"，来称呼所谓"三年自然灾难"，就是一例。(来源:《凤凰周刊》2009年6月25日,作者：崔卫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