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研究报告  专访美国杜克大学政治学教授史天健

□ 文／记者玛雅

80％多的中国人认为民主比专制好

玛雅：中国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由一个相对封闭单一的社会转变为开放多元的社会，在经济、政治、社会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迁。相应的，人的观念形态也出现了大的转变。这些变化，近年来一直备受国外学界、政界的关注。你在美国执教多年，主要研究中国政治，能否从海外观察的视角谈谈中国的民主政治发展，以及人的政治价值观的变化？

史天健：民主是大家都关心的一个问题。中国的民主到底是一个什么状况？我从1990年代前期开始做了很多实证研究，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是在2002年。

1991年苏联东欧剧变后，美国学界出了一本非常有名的书，叫《历史的终结》。讲的是由于苏东的倒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民主自由和集权专制之间的争论，以民主的胜利宣告了历史的终结。在这个大的背景下，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和美国《外交》季刊一位编辑在1994年有一个访谈，对这个所谓的历史终结，提出了不同看法。李光耀认为，亚洲文化和西方文化有着相当大的不同，而亚洲文化对于亚洲的政体和亚洲各国的政治发展，会产生相当大的影响。这个谈话在全世界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和争论，中国国内也有一个比较大的争论。争论的主要问题是，亚洲文化和西方文化有没有什么不同？如果不同，亚洲文化对于亚洲的民主发展有什么影响？

玛雅：这场争论有什么结果？你个人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史天健：到目前为止，双方的争论主要是用理论推导来进行的，在很多情况下，没有实证研究的支持。究竟所谓亚洲的民主价值观理论有没有什么根据？2002年我们在中国做了一个调查，从调查的结果中，我们发现了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

我们问中国老百姓，下面这些说法哪一个符合你的看法：民主体制总是比其他政治体制好；在有些情况下，一个专制的政府比民主的政府要好；民主体制也好，专制体制也好，两者都一样？回答的结果是，超过80％的人认为，民主体制比专制体制好，民主体制适合自己的国家。而且从平均数来看，在被调查的亚洲5个国家和台湾、香港地区中，中国大陆的老百姓对民主的认同高于任何其他国家和地区。

玛雅：这是不是说，大多数中国人认为，应该实行民主政治？

史天健：如果研究只做到这儿，答案自然是肯定的。但这样的研究并不严谨，留下一个“被遗忘的角落”。因为这样的研究，只了解到人民对民主的需求，而没有了解“民主的供给”，就是大家认为民主好，那现在我们国家到底有没有民主呢？为了发现答案，我们设计了另一个问题：如果1代表完全不民主，10代表完全民主，你认为你的国家和地区目前民主发展的程度怎么样？

我们问了1987、1995和2002年这三个不同时间中国大陆的民主程度，发现1987年的时候，平均数是三点几；到了1995年，平均数变成五点几了；而到了2002年，平均数就变成七点几了。从这个回答中我们发现，中国老百姓是需要民主的。但同时认为，中国现在民主的供给相当高。在亚洲5国和两个地区中排第二。

一个社会对于民主的要求，并非简单地取决于人民的民主需求，而是取决于供求之间的差距。如果我们看一下民主的供求差距，我们发现，中国的民主供给和民主需求的差距，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好像是非常大的。另外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发现是，在上述国家和地区中，只有一个地方，就是台湾，人们觉得民主的供给超过了需求，民主太多了。

玛雅：这个结果可能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你对这样一个结果如何解读？

史天健：为什么中国人对本国民主供给的评价，高于多数亚洲国家和地区人民的评价？为什么中国民主的供求矛盾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大？我们有两个理论假说来解释这个现象：第一个是“害怕理论”：因为中国在很多西方人看来不是一个自由的国家，那么在一个所谓非民主的国家做关于民主的调查，老百姓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可能会害怕，不敢说实话，本来没有民主，他说有民主。

这个假说是可以检验的，方法是用一个指标体系来衡量老百姓是不是害怕，害怕影响不影响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我们问了一个问题：如果你批评政府，怕不怕被人打小报告？有20％的人说，他还是害怕的。但是一个人批评政府害怕被打小报告，不一定导致他不敢回答中国是否民主。我们有一个非常简单的统计学方法来检验这个问题，就是看一个人对于我国民主供给的评价和害怕之间的相关系数是正的还是负的。如果他的害怕导致不说实话，这个应该是正相关的。就是说，他越害怕，他就越说中国很民主。反之就是负相关，他越害怕，就越应该说中国的民主不够。我们做出来的结果是负相关，说明害怕并不能解释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