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对中国不知情的西方人，仍然以看待当年日渐式微的苏联的眼光来看待中国：顽固的共产主义者以及他们所拥护的专治体制逐渐瓦解，政权转移到见多识广、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新一代年轻人手中。这种想法尽管迎合了大多数人，却着实天真。面对着国内令人诟病的人权状况，受过教育的中国年轻人却爱国热情高涨，坚定地维护既有体制，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

很显然，多数年轻人表示支持中国政府在最近的西藏事件中的行为。我的一位曾获得欧洲某大学学位的中国朋友把这次冲突描述为“现代社会与落后社会的矛盾”。她甚至高度赞扬政府，称他们给予藏民的待遇要好过欧洲殖民者给予美洲土著居民的待遇。在中国，能够考虑到藏民利益的人寥寥无几。北京的一位名为滕标（音译，Teng Biao）的律师说：“中国的年轻人对藏民没有同情，他们都认为达赖喇嘛试图分裂中国。”滕是汉族人，主要处理人权事务问题。他主动提出为被捕的西藏喇嘛辩护，却在此事中感到备受孤立。

了解当代中国年轻人的想法非常必要，因为受过教育的年轻人通常在消除文化隔阂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令人震惊的是，在中国的年轻人中，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对国家在经济改革30年中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他们的爱国心以及自豪感通常表现为对于政府行为的绝对支持，尤其是在西藏问题上。

这种现象原因之一显然在于中国既有的教育体制。中国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硬性的灌输。教科书把中国落后的现状归咎于19世纪西方的入侵，而对于1960年代到197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却只是略有涉及。学生们所了解到的关于毛泽东的评价只是“三分错误”的定论。

原因之二则在于生活经验的缺乏使得中国的年轻人很难从政府的视角之外去看待问题。

中国近年来的大学毕业生是一个乐观的群体。他们完全有理由乐观：在他们的记忆中，中国的经济一直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英语能力较好的学生无疑会找到好的工作；他们的家庭有自己的住宅，而自己也将会有车有房；他们会人手一部手机、一个iPod。在2005年的时候，华盛顿的皮尤研究中心称中国的年轻人为“乐观的世界领军者”。

对年轻人来说，中国不是一个警察国家，他们所知道的受到社会不公待遇的人群往往贫穷，这些人或是因为城市化的发展而失掉土地却没有得到相应的补偿，或是因国有工厂对耕地的污染而庄稼收成不好。中国现行的政策给中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和稳定，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就是这种政策最大的受益者。

当然，这些年轻的民族主义者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趋于温和。当大学毕业生们走进社会，体会到腐败现象以及低下的工作效率时，他们会对社会有更加理性的认识。人们普遍认为，在中国，40岁左右的中年人是最敢于向政府提出异议的。

如果中国不能在教育或者经济方面进行较大程度的改革，数年之后，西方世界将难以在西藏、达尔富尔以及环境问题上与绝大多数中国民众找到共同语言。此次对于西藏问题的争论很有可能使今年夏天北京的奥运会转变为人权问题的较量。果真如此的话，拥有奥运会门票的西方观众将会发觉，他们本希望看到的中国民众对于政府的愤怒将会转嫁到他们身上。（by Matthew Forney）

(《纽约时报》,4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