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考乾隆朝的文字狱，可知大多数都是冤狱——文字狱的性质本就是冤狱，乾隆朝的文字狱，堪称冤狱中的冤狱。

对君主专政下的乾隆来说，这绝非他能理解的常识——或许能理解，但囿于“定于一尊”的统治原则，他无法忍容哪怕只言片语对政权合法性的质疑。因此，他不认同其父的做法，而要改弦更张，一变为严禁辩论。

民国十六年(1927)十二月六日，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副馆长许宝蘅到故宫南三所清点档案，此处所藏档案多为“宫中密件”。其中，一个箱子外面贴着纸签，上书：“奉上谕：非至御前不得开看，违者即行正法！”看来，里面存放的都是“绝密”级文件。打开箱子一看，内有很多小匣。其中一匣装有汪景祺撰《西征集》，书中有雍正皇帝的“御批”。又有一匣，装有《名教罪人》四册，这是雍正年间查办钱名世党附年羹尧案的重要文件。自此，经过整理，宫中密档陆续公布，大多刊布于《掌故丛编》。后来，又从中选取与文字狱有关的档案，并增补其他史料(如《清实录》)，在1930年代初，出版了《清代文字狱档》。

汪景祺与钱名世的案子，本质上都可算作文字狱，但是，《狱档》并未收入二案。此外，康熙朝的庄廷鑨《明史》、沈天甫《江南忠义录》、邹流骑《鹿樵纪闻》、戴名史《南山集》诸案，以及雍正朝的邹汝鲁《河清颂》、查嗣庭试题、徐骏诗句诸案，也未收入《狱档》。然而，《狱档》虽不全，却编入了雍正、乾隆时期共计六十五起文字狱，洋洋大观，足以让读者大开眼界，也让包括鲁迅在内的作家们获得了题材和灵感，写出不少好文章。

对《狱档》已收及未收诸案做一个统计学的考察，可以发现，清代文字狱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文字狱发生的年代正好是清史上所谓的“盛世”——康、雍、乾三朝；而在最“盛”的乾隆朝，文字狱的数量也恰好最多。文字狱的数量与国家繁盛的程度，竟具如此的正比联系，真是一种有趣的现象，更是一种值得深思的现象。

康熙一朝，在内，官僚系统亟待整改，在外，仍有西南、西北的军事威胁，以此，版图尚不稳固，人心尚须笼络。于是，除了根本不能容忍的鼓吹颠覆国家与政府的文字，皇帝对其他文字、思想上的“出轨”，并不大肆吹求。到了雍正年间，执政的最大问题既不是边疆的战事，也不是人民的造反，而是如何解决皇帝继位的合法性问题——关于雍正篡位的传闻，在当时闹得沸沸扬扬。因此，雍正年间虽也出现了文字狱，如年羹尧奏折案及前述汪、钱之案，但其本质则是“杀人灭口”或“兔死狗烹”的政治斗争，文字狱不过是用以修饰政争的花样文章。而在此期间真正称得上文字狱的曾静案，经雍正帝用独特的手段进行处理，反而呈现出戏剧化的幽默色彩。曾静传播反清书籍，鼓吹暴力革命，并试图策反掌握兵权的川陕总督。依照常情，他会被处死，他的亲戚师友也会罹难。但是，皇帝没有如常处置，而是将他“请”到北京，面对面和他开了一场辩论会。最后，皇帝取得了辩论的胜利，曾静“心悦诚服，自悔从前执迷不悟，万死莫赎，今乃如梦初觉”。皇帝更将双方的辩论记录编成一部奇书——《大义觉迷录》，颁行天下，“俾读书士子及乡曲小民共知之”。由此，可以看出雍正皇帝极具自信的个性，同时，却也能看出清廷对政权合法性的不够自信。因为，二人辩论的主题——华夷、满汉之辩——在雍正朝以后成为清代政治话语的最大忌讳，不论官民，一旦涉及这个话题，就有掉脑袋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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