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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4月，有消息传出，知名人文学者谢泳将进入厦门大学任教。
谢泳是最早对中国老一辈教授与旧大学进行比较研究，并以此为参照系，对新中国大学体制作出深刻反思的学者之一。一名长期对大学体制提有异见的学者，如今被体制吸纳，体制能够给他提供多少腾挪的空间呢？他此前对现代大学教育的认识会不会与现在从事的工作形成某种程度的冲突呢？
与这些议题可以发挥的巨大空间相比，谢泳进入厦大的事件本身被处理得非常之低调。如果不是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玉圣在学术批评网上发文回顾了自己引荐谢泳的过程，许多人都不知道这回事。消息传出之后，也只有一些评论者或对厦门大学不拘一格选人才的做法表示赞许，或为谢泳可能被体制湮没而惋惜。他们所言是隔靴搔痒，还是旁观者清？而我们更想知道的是，谢泳本人对其身份变化的态度与思考。
早在4月底，本报已向谢泳表达了采访的愿望，谢泳委婉地表示，待一切尘埃落定之后再说。经历几个月的等待，已在厦大任教了一个多月的谢泳日前终于接受了记者的访问。这也是谢泳进入厦大之后首次接受全国性媒体的专访。
南都周刊记者彭晓芸
谢泳，1961年生，1983年毕业于山西晋中师范专科学校，1995年后任职《黄河》杂志社。主要从事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研究，著有《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储安平与<观察>》、《中国现代文学的微观研究》、《血色闻一多》等。2007年5月，调入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任教。
谢泳：我进厦大只是一个私人事件
我不是一个“民间学者”
南都周刊：从民间学者的身份到目前被聘为厦门大学的教授，因你并没有目前大学体制普遍要求的所谓高学历的条件，一些学者激动地将此事和当年北大礼聘陈独秀、钱穆等名士的“不拘一格录人才”相媲美。你个人是如何看待自己的这种身份转化的？能否看作是高校在原来的用人制度方面出现松动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谢泳：我能到厦大工作是一个私人事件，非要解读出公共意义来，我很理解，但我以为和过去发生的同类事，不好相比。我是个小人物，朋友帮忙得到一次机会，很不容易。在这方面厦大有气度，我当以自己努力研究和认真教学来回报。许多人认为我是一个“民间学者”，其实很不准确。我是国家正式工作人员，作协不是国家机构吗？
南都周刊：这个说法可能主要是针对你的研究来说的，相对于那些所谓受过正规学术训练的“学院派”学者来说，你的研究可能更倾向于“自发自觉”。
谢泳：可能因为我的研究工作和主流稍有区别，所以人们有那样的印象。入乡随俗，我到了厦大，当然人家对我有同样的要求，我选择到那里工作，当然就要完成相应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你不能光要人家的好处而不要坏处，这是一回事，要么都要，要么都不要。至于学校的要求，对我来说不是什么问题。我多年在做研究，也是一个老兵了。
南都周刊：还有的学者更倾向于认为，你受聘于厦门大学，更多的是一种个人的幸运，这样的个别事件撼动不了目前大学教育体制的根基。
谢泳：个人事件转化成公共事件，一个重要的前提是信息一定要对称，不然就很难准确判断事实。大学和人一样，都是具体的。没有抽象的大学，只有具体的大学。在现行大学制度下，我们缺少的是创新冲动，而不是制度中就完全没有创新的合理因素。中国任何一所大学的校长，其实还是有相当的主动权力，如果他们想创新，总能找到机会。问题是创新的成本太高，风险太大。一般人不愿意冒险，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南都周刊：也有人质疑你进入厦大任教很大程度上是依靠私人关系？
谢泳：我到厦大工作，确实有私人关系。但这种私人关系也是一种工作关系。我来工作，所有程序都是合规则的。你知道现在到大学工作，有非常严格的公开程序。当私人关系进入操作过程后，一切都是公开的。首先我有几本学术著作，有近期发表的专业学术论文。另外我有在文学评论杂志从业的特殊经历，还有在省作家协会工作二十多年的资历。我缺少的是学历。我来厦大工作需要学术鉴定，承担这个职责的是北大谢冕先生、南大董健先生、复旦陈思和先生、北师大张健先生。我也要借此说一句，我从内心感谢他们。用旧文人的话说，诸位先生对我均有知遇之恩。我对厦大给我的待遇非常满意，可以说超出了我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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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李新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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