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文化学者余世存主编的《非常道》面世，风行一时，尔后，他又陆续出版了《老子传》《大时间：重新发现易经》《家世》《大国小民》等著作。近日，《非常道》推出修订版。十年弹指一挥，这期间中国的思想界发生了哪些变化？凤凰评论《高见》就此专访了余世存。系列访谈分三篇推出，此为系列之一。
访谈嘉宾： 余世存 诗人、学者，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
凤凰评论《高见》栏目访谈员：张弘（凤凰网主笔）
生于民国的知识人在做最后的呐喊
凤凰评论《高见》：回首过去十年，思想、学术的创造传播，以及言论环境都在变化。一方面，科斯所说的一个自由的思想市场还未形成，知识分子的表达存在局限；另一方面，以专业领域而论，大部分学科在纵深的研究上都有一定推进。那么，在你看来，这十年来，中国思想界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余世存：生于民国，今天依然在世的知识界那些人，已经淡出历史舞台，包括李慎之、朱厚泽，还是钱理群、张思之、江平等（资中筠这两年活跃一点）。这一代人这十年基本上只是在做最后的呐喊而已，他们没有提出什么特别重要的命题。他们的言说，观念有点旧。他们的价值在于，社会这么沉闷，在八九十岁的时候他们还能够站出来，喊出一些常识性的声音。
如果用代际这个角度来观察，50后这一代人，最近十年正是退场的时候，比如，朱学勤、秦晖也好，徐友渔也好，他们在十年前非常活跃。他们的观念、知识结构，基本上大家都知道了。50后交答卷是在上一个十年，也即九十年代的中后期到世纪初，而这十年，是60后、70后交答卷，无论是60后的秋风，还是70后的刘瑜，都比较活跃。但50后对中国的政治、社会、文明转型，提出命题都不够，60后更差。用我朋友的话说，到现在为止，60后的这一代人中，还没有出过多少像样的论文和专著。
这一代人，在学术知识分子和媒体知识分子之间的角色都有错位。像秋风所做的，只是媒体知识分子的工作而已，他不是一个学院知识分子，这种分疏差别比较大。
凤凰评论《高见》：60后所面临的局限与什么有关？
60后自己的知识结构是有问题的。像我这一代人是非常典型的60后。我们80年代在北大，那时在我们心中，中国文化完全是负面的东西，我们认可的还是五四新文化的这个传统，这导致我们在研究观察时，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同情极为不够。包括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跟历史厚重悠久的文化也是不匹配的。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们60后这一代人，有的人现在开始穿中式的衣服，弹古琴，唱京剧，像秋风现在特别爱唱戏剧，包括70后的徐晋如，他们都爱搞这套东西。摩罗开始赞美农村的生活多么自然，一场葬礼都能看出农民承载的那种厚重的文化。但是，他们都只是文化的旁观者而已，没有体验进去，就去赞美那是有问题的，因为你自己不是按那种方式在生活。
50后退出历史舞台，没有把答卷交足，60后现在看来是更糟糕。60后在知识储备、知识结构上，存在很大的问题，他们对中国历史有很多的误判，而且还很容易走极端。比如说现在很多人，回过头开始去读经，读孔孟，甚至是《弟子规》、《三字经》、《了凡四训》、《孝经》等等，把这套东西全都搬出来了。
凤凰评论《高见》：按照王学泰先生的观点，孔子及儒家学说，对应的是传统的农业社会，人们在宗法制度下，生活在熟人社会。而现代社会是工商业为主的陌生人社会，如果继续用这套学说，原封不动地作为指导，挺可笑。
余世存：用鲁迅的话说，这就是沉渣泛起了。这些现象说明，大家有精神认同的需求。所谓认同，就是说活到30、40岁时候，我们有一个身份的认知：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我们肯定知道我们不是西方人，不是西方文化背景下的人，要弄清楚我们是什么，这是现实层面的焦虑。
大家都在盲目寻找，60后、70后的一批知识分子，回来拥抱了中国文化。五四对于中国的文化，特别是儒家，虽然不能说盖棺论定了，但是仍然有巨大的认知价值。你不能说五四那代人有偏见，所以对儒家文化的认知应该来个否定之否定，全部予以肯定，这是糟糕的。与此同时，比如说年轻的知识分子，拿着西方的观念说事，也跟中国水土不服。比如，一批年轻的知识分子，急切的去拥抱西方，甚至皈依基督教。
凤凰评论《高见》：说到这里，首先想起的是王怡。
余世存：不仅是王怡，李英强，包括刘仲敬也信基督教了，而且他跑到美国去了。刘仲敬在年轻知识分子中有巨大的知识魅力，但是他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证明这些人没有找到安身立命的东西。无论认可西方文化，还是认可中国文化，你自己必须要按它那样去生活，而且你在认可这种生活方式的过程中，要产生你的创造力，这才是最重要的。比如说你信奉了基督教，我很尊重你，但是你不能说一入侯门深似海，一进入人家的大院里头，再也不出来了。你进入基督教的教堂，你要有更新鲜的创造，那我就佩服你。
比如蒋介石是基督教徒，孙中山也是基督教徒，人家创造力多牛啊。蒋介石在1945年，对日广播（那天陈布雷感冒）中显示，他对中国文化、西方文化运用自如，而且融通。
中国的文化道统处于断裂状态
凤凰评论《高见》：我读过黄道炫写蒋介石思想的那本书，蒋介石对传统文化十分喜爱，而且，他的喜爱不仅是口里说一套，他是在按照这套观念身体力行。尽管他后来信了基督教，但是，中国文化的痕迹在他身上没有完全消除，他也没有去走极端，他对传统文化的喜爱，是深入到骨子里面的。
余世存：没错。老一辈人中，我知道一些信奉基督教的，他们不像今天年轻的知识分子，一信了基督教，就开口闭口耶稣和《圣经》。你信了要有所创造，不能只为《圣经》作注解，就传播《圣经》而已。
我参加过不少读经的班，你不能带着一帮年轻的小孩整天读《论语》，读《孟子》，从里面找大义，这没有意义，反而把一些小孩读傻了。你说你是一个纯真的儒家教徒，很好，那你按照这样的信念生活啊。否则，你只是一个吃教的人。就像李慎之当年讲，他说在他眼里，称得上保持儒生传统的是茅于轼，人家拿稿费800块钱以上，还去交个人所得税，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儒生。
凤凰评论《高见》：宣扬儒教而没有躬身践行，等于形成了一种断裂。
余世存：这就是资中筠和李慎之一再讲过的，中国文化的道统目前处于断裂状态。像蒋介石, 在大家眼里只是个政治人物，但他要对文化进行安顿的话，肯定得去看章太炎，看梁启超，这是正统。文化道统有什么意义？比如说蒋介石在的时候，他想找一个文化人聊天，他肯定会请胡适；毛泽东想到文化人，他肯定想去读读鲁迅的书，甚至去读冯至的诗。我们以前也是，比如1990年代初认可顾准，把他找回来；后来认可王元化、李慎之，因为他们代表一种道德。这批老先生走了之后，本应该由50后接续传承，但50后完全担负不起来。我们从知识的意义上比较认可的秦晖、徐友渔，他们在文化道统的承担方面也还不匹配。就因为这种欠缺，当下文化的安顿出现了混乱。
刘小枫、朱学勤、秦晖这些人，他们应该比上一辈知识人更自由，应该摆脱体制的束缚。但这些人就是摆脱不了，如果他们摆脱了，这十年，他们自己会做创造性的工作；他们即使不做，其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号召。但是你看现在，50后、60后没有多少人敢在体制外苦苦撑着自己，同时担负起文化传承责任。这种身份的认同，说明你只是一个学者，不是一个知识分子。一个知识分子，只有离开体制，才能够激活中国文化原来的那些传统。比如说带弟子的传统，胡适有弟子，章太炎有大批弟子，鲁迅有弟子，甚至高尔泰也有几个非常优秀的弟子，50后这些人谁有弟子吗？刘小枫还想靠体制来培养弟子，那不胡扯吗？
十年来，50后和60后这两代人，都不提过怎样的生活才是应该的，才具有正义性，人生正义和社会正义。结果知识界跟着所谓的主旋律去谈感恩，谈知足，谈作为第二大经济体的来之不易，这很糟糕。
儒家的真传统在中国缺席了
凤凰评论《高见》：甘阳和刘小枫，包括北岛在内，他们思想的变化，也是近十年来思想界的一个明显的标志，他们原来是体制的批评或者是对抗者，多少有一点批判性，跟体制至少保持相当的距离。但这些年变成了赞美和歌颂者，这是十年来非常引人注目的现象。
余世存：不要从道德上去审判这些人，我们只能从理性的角度，去谈论你的“一以贯之”。比如说年轻时那么激烈的去批评，中年之后突然转向，这说明你不是一个知识分子，只是一个文化掮客而已。
凤凰评论《高见》：投机者？
余世存：其实就是投机。从中国文化的角度看，孔子、司马迁开创的传统，在中国也缺席了。像孔子、司马迁他们是“笔则笔、削则削”，能够使乱臣贼子惧，这种文化在当代也没有，作恶者还明目张胆。像唐骏假文凭被揭穿了以后，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还到处做报告……社会是颠倒的，这跟真正能够担负中国文化传统，又能承载西方知识体系的知识人缺席有关。
凤凰评论《高见》：在知和行上，有相当一部分知识人有脱节的状况，或者说，有犬儒的迹象。你说到的知行合一，在中国古代的士人中有着悠久的历史，近代学者中，陈寅恪是这一传统的继承者。他确实能够产生巨大的人格感召力，在现实中，这种力量非常巨大。但是，如果从经济人的角度来说，具体到每一个个体的时候，他会计算和权衡具体的利弊得失，大部分人有一个搭便车的心理。那些在前面带头的人，就得为自己追求的价值承担责任，甚至做出巨大的牺牲，这样的人确实很少。
余世存：这十年跟九十年代一脉相承，还是过于追求知识的工具属性。大家对知识的价值避而不谈，只把知识当做工具，无论是信奉基督教的，信奉儒教的，还是去投靠体制的，就是把知识当敲门砖而已。他们从来没有想到，知识的价值是人的追求本身。
西方的知识人，无论是媒体知识分子，还是文化知识分子，他是在他的制度框架里面生活，这个价值是一个基础。我们现在是没有价值，还想去效仿人家的体制，结果出现了偏差。我觉得刘小枫、甘阳，最大的问题在这儿，他们以为他们像西方的知识人一样，其实不是的，因为西方的知识人背靠一个非常伟大的传统，或者说价值非常坚实的制度，保证了他们的立身处世，他们知识的探索能够得到安顿，我们不行。
凤凰评论《高见》：说到这里，我想起了搞儒学的郑家栋，因为多次携带不同的女性到美国而入狱。郑家栋生于60年代，据称是儒家最有希望的后辈学者。网上的资料说，他当年入狱之后，搞儒学的昔日同道没有一个人搭救他，然后他在监狱中幻灭了，不搞儒学，出狱后改信了基督教。因为儒家是要讲实践的，不是说口头子曰诗云。郑家栋的知和行完全是两码事，跟陈寅恪，跟你说的西方知识分子，不可同日而语。
余世存：传统的读书人，把知识当做能够滋养人生的东西，这既包括生命，也包括身体。所以，过去人讲什么，富润屋，德润身，知识就是德。朱熹有一句名言，半日读书，半日静坐，这是他的生活方式，读书不是工具，而是存在方式，和静坐连在一起。再看王阳明，往前推，推到白居易，推到苏东坡这种文化人，他们非常讲究修身。按顾则徐的说法，他的先祖顾炎武既是理财高手，又是一个能文能武的人。
首先你自己要知行合一，才能在社会上知行合一。你要建立起跟自己、跟周围的关联，这是知识本身承载的伟大价值。比如说70、80年代的乡村，我们过年要给自己和邻居写对联，过去的秀才，甚至要给人批个八字，看个风水，头疼脑热、感冒伤风要开个方子，这都是读书人要干的，现在完全不行。尽管那是别人的专业的事，但从知识的价值来讲，应该找回这种东西。
你拥有知识，就不该像个白痴一样，把你的生命、身体交给别人去打理，你自己首先就应该去护理好。毓鋆瞧不上王国维，他说你们这些人读书没读好，读了去自杀；他也瞧不上刘师培，还有黄侃，在毓鋆看来作为一个读书人，把身体搞得这么差是不对的，我觉得说的很有道理，它说明，你的知识，是你的饭碗，是你的门票，却不是你自己存在的价值本身。
秦晖和钱理群都有局限
凤凰评论《高见》：我一直认为，秦晖老师是中国思想界第一人，对法家的批判非常深刻，但是你说他没有将自由主义和中国的传统文化合到一块，提出一个整体性的框架。
余世存：苏小和前两天写一篇文章，《为什么钱钟书、秦晖成不了大思想家》，我没有看他细论，但是我估计他的想法跟我的感觉一样，秦晖老师的专业是历史学，但是他没有跳开他的专业来思考问题，创造知识和思想。比如，我原来问他，中国的二十四节气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他答不上来。我觉得，他那样的历史学家不应该这样，连中国农耕文化最重要的节气，一个天文时间的测定，都没有去研究涉猎。他虽然被称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但是这是致命的欠缺。
第二，他对先秦文化的解读，重在对道家、儒家和法家的批评上，但他对考古学，对上古天文学，还有对文献前的中国，可能缺乏了解。那么，他再怎么深刻，也不会超越钱穆、王国维、梁启超这些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遗憾，跟我们说的学术素养有关。
凤凰评论《高见》：你说的这些，可能他的涉猎的确比较少。比如说，像十三经这些东西，秦晖老师的涉猎可能就不是那么深。
余世存：中国目前最有才气的一个思想家，居然对母国文化的了解有欠缺。这就跟马悦然不给北岛诺贝尔文学奖一样，他是跟北岛接触，翻译北岛的诗，他说看不出北岛对自己祖国文化的基本态度和尊重。只要关心中国人、中国文化，这些问题必须去解决。在这一点上，他比不上费孝通。费孝通这些人知道自己的知识缺陷，他就试图去弥补。
凤凰评论《高见》：你切入的角度主要是文化，以我对秦晖老师的观察，他可能更关注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不同的切入点，可能还是有一定的区别。
余世存：这就是秦晖的悲剧。秦晖究竟在对谁说话？80后、90后，他们基本上不怎么看秦晖的东西。他的读者，可能主要是50、60、70后这三代人。秦晖老师的东西是学院式的，中国亟需人的启蒙和文化的启蒙，这又离不开通识知识产品，但秦晖在这方面做得不够。我认真看了《走出帝制》，严格说，这既不是学院式，也不是社会式。一个知识分子应该用非常平等的态度告诉读者，中国社会究竟是怎么回事。
十多年的经济发展，足够支撑很多通识性的文化产品，类似于我比较赞赏的房龙的那种历史作品，像盐野七生的历史作品，像贡布里希的历史作品，而不是书摘。书摘只是你的读书笔记而已，你对公众发言，要有一种新的方式，这其实也是我说的，话语方式的转型，话语范式的转型。
所以秦晖其实挺孤独的，因为他太正确了，回应他的人几乎很少。秦晖老师提的概念很多，但是他的概念还比不上吴思那么巨大的社会生命力。无论是“潜规则”还是“血酬”，还有“合法伤害权”，这些概念都很好，大家一听就明白。秦晖的概念，“共同底线”，那是圈里面的话。我觉得，一个有原创力的知识人，你的书最终会被大家众口相传，传到最后是你的观念。像费孝通的观念也很多，“差序格局”，“时势权力”，都非常好。
凤凰评论《高见》：钱理群是你的老师，他在青年中影响很大，有意思的是，他的几个弟子走的都是他不太认同的道路。我记得，你发表过一篇文章，对钱理群先生也有谨慎的保留。你之前说，一个教授，要靠他的弟子来达成群体的影响，形成代际的思想传递和交流，但是，钱老师和弟子之间出现了背反。
余世存：钱老师的知识结构也很欠缺，我跟钱老师谈传统文化，他都沉默，他没有感觉。所以，谈人的启蒙也好，文化的启蒙也好，可以看出，知识界的这些人，本身都是站在知识的碎片上。
钱老师对中学老师的影响比较大，他给很多中学老师写回信，据说写了近万封。梁卫星曾收到过钱老师一封上万字的长信。这些中学老师，终身都感激钱老师，那是他们的一面旗帜。在学术思想的传承方面，钱老师的弟子，是有问题了，反而跟他是背道而驰，分道扬镳。我觉得，这可能跟钱老师激情有余、然后理智不足有关系。他是一个文学中人，不是一个社科中人。甚至他的知识分子的旗帜，我觉得也是不够扎实的。当然，他个人的修为、修养，还有他个人的那种认知，我觉得非常宝贵。
凤凰评论《高见》：他为人处世很纯粹，没有架子，基本做到了知行合一，他身上有那种道德感召力，让人比较敬佩。
余世存：无论是他退休后去教中学小学，还是现在住到养老院，以及他在三联那次演讲，宣布退出公共生活，我觉得都非常了不起。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他甚至超越了茅于轼。钱老师的弟子背叛他，也可以理解为他的这种道德和人格过于纯粹，反而对人情世故不够了然，因此不能对学生有更多的启迪性。
只是从精神、知识上去要求学生，没有在生活、生存方面，跟学生互动交流，这是不够的。同样有人格感召力的高尔泰特立独行，所以他的弟子，也是特立独行，一说起高先生，都是内心充满感激，而且觉得高尔泰先生影响了他们一生的道路，那是一种无言的感召。虽然高先生也很纯粹，眼睛里揉不下沙子，但是他的学生觉得跟着高先生，或者说跟着高先生这样的人在社会上去受难受苦，是值得的。很多人说谭嗣同不值得，他应该像梁启超一样跑了算了，这说明当代的文化启蒙和人的启蒙做得不够，有空白，年轻人出现了混乱，去否定真正有价值的人生，认为不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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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文化学者余世存主编的《非常道》面世，风行一时，尔后，他又陆续出版了《老子传》《大时间：重新发现易经》《家世》《大国小民》等著作。近日，《非常道》推出修订版。十年弹指一挥，这期间中国的思想界发生了哪些变化？凤凰评论《高见》就此专访了余世存。系列访谈分三篇推出，此为系列之一。
访谈嘉宾： 余世存 诗人、学者，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
凤凰评论《高见》栏目访谈员：张弘（凤凰网主笔）
生于民国的知识人在做最后的呐喊
凤凰评论《高见》：回首过去十年，思想、学术的创造传播，以及言论环境都在变化。一方面，科斯所说的一个自由的思想市场还未形成，知识分子的表达存在局限；另一方面，以专业领域而论，大部分学科在纵深的研究上都有一定推进。那么，在你看来，这十年来，中国思想界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余世存：生于民国，今天依然在世的知识界那些人，已经淡出历史舞台，包括李慎之、朱厚泽，还是钱理群、张思之、江平等（资中筠这两年活跃一点）。这一代人这十年基本上只是在做最后的呐喊而已，他们没有提出什么特别重要的命题。他们的言说，观念有点旧。他们的价值在于，社会这么沉闷，在八九十岁的时候他们还能够站出来，喊出一些常识性的声音。
如果用代际这个角度来观察，50后这一代人，最近十年正是退场的时候，比如，朱学勤、秦晖也好，徐友渔也好，他们在十年前非常活跃。他们的观念、知识结构，基本上大家都知道了。50后交答卷是在上一个十年，也即九十年代的中后期到世纪初，而这十年，是60后、70后交答卷，无论是60后的秋风，还是70后的刘瑜，都比较活跃。但50后对中国的政治、社会、文明转型，提出命题都不够，60后更差。用我朋友的话说，到现在为止，60后的这一代人中，还没有出过多少像样的论文和专著。
这一代人，在学术知识分子和媒体知识分子之间的角色都有错位。像秋风所做的，只是媒体知识分子的工作而已，他不是一个学院知识分子，这种分疏差别比较大。
凤凰评论《高见》：60后所面临的局限与什么有关？
60后自己的知识结构是有问题的。像我这一代人是非常典型的60后。我们80年代在北大，那时在我们心中，中国文化完全是负面的东西，我们认可的还是五四新文化的这个传统，这导致我们在研究观察时，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同情极为不够。包括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跟历史厚重悠久的文化也是不匹配的。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们60后这一代人，有的人现在开始穿中式的衣服，弹古琴，唱京剧，像秋风现在特别爱唱戏剧，包括70后的徐晋如，他们都爱搞这套东西。摩罗开始赞美农村的生活多么自然，一场葬礼都能看出农民承载的那种厚重的文化。但是，他们都只是文化的旁观者而已，没有体验进去，就去赞美那是有问题的，因为你自己不是按那种方式在生活。
50后退出历史舞台，没有把答卷交足，60后现在看来是更糟糕。60后在知识储备、知识结构上，存在很大的问题，他们对中国历史有很多的误判，而且还很容易走极端。比如说现在很多人，回过头开始去读经，读孔孟，甚至是《弟子规》、《三字经》、《了凡四训》、《孝经》等等，把这套东西全都搬出来了。
凤凰评论《高见》：按照王学泰先生的观点，孔子及儒家学说，对应的是传统的农业社会，人们在宗法制度下，生活在熟人社会。而现代社会是工商业为主的陌生人社会，如果继续用这套学说，原封不动地作为指导，挺可笑。
余世存：用鲁迅的话说，这就是沉渣泛起了。这些现象说明，大家有精神认同的需求。所谓认同，就是说活到30、40岁时候，我们有一个身份的认知：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我们肯定知道我们不是西方人，不是西方文化背景下的人，要弄清楚我们是什么，这是现实层面的焦虑。
大家都在盲目寻找，60后、70后的一批知识分子，回来拥抱了中国文化。五四对于中国的文化，特别是儒家，虽然不能说盖棺论定了，但是仍然有巨大的认知价值。你不能说五四那代人有偏见，所以对儒家文化的认知应该来个否定之否定，全部予以肯定，这是糟糕的。与此同时，比如说年轻的知识分子，拿着西方的观念说事，也跟中国水土不服。比如，一批年轻的知识分子，急切的去拥抱西方，甚至皈依基督教。
凤凰评论《高见》：说到这里，首先想起的是王怡。
余世存：不仅是王怡，李英强，包括刘仲敬也信基督教了，而且他跑到美国去了。刘仲敬在年轻知识分子中有巨大的知识魅力，但是他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证明这些人没有找到安身立命的东西。无论认可西方文化，还是认可中国文化，你自己必须要按它那样去生活，而且你在认可这种生活方式的过程中，要产生你的创造力，这才是最重要的。比如说你信奉了基督教，我很尊重你，但是你不能说一入侯门深似海，一进入人家的大院里头，再也不出来了。你进入基督教的教堂，你要有更新鲜的创造，那我就佩服你。
比如蒋介石是基督教徒，孙中山也是基督教徒，人家创造力多牛啊。蒋介石在1945年，对日广播（那天陈布雷感冒）中显示，他对中国文化、西方文化运用自如，而且融通。
中国的文化道统处于断裂状态
凤凰评论《高见》：我读过黄道炫写蒋介石思想的那本书，蒋介石对传统文化十分喜爱，而且，他的喜爱不仅是口里说一套，他是在按照这套观念身体力行。尽管他后来信了基督教，但是，中国文化的痕迹在他身上没有完全消除，他也没有去走极端，他对传统文化的喜爱，是深入到骨子里面的。
余世存：没错。老一辈人中，我知道一些信奉基督教的，他们不像今天年轻的知识分子，一信了基督教，就开口闭口耶稣和《圣经》。你信了要有所创造，不能只为《圣经》作注解，就传播《圣经》而已。
我参加过不少读经的班，你不能带着一帮年轻的小孩整天读《论语》，读《孟子》，从里面找大义，这没有意义，反而把一些小孩读傻了。你说你是一个纯真的儒家教徒，很好，那你按照这样的信念生活啊。否则，你只是一个吃教的人。就像李慎之当年讲，他说在他眼里，称得上保持儒生传统的是茅于轼，人家拿稿费800块钱以上，还去交个人所得税，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儒生。
凤凰评论《高见》：宣扬儒教而没有躬身践行，等于形成了一种断裂。
余世存：这就是资中筠和李慎之一再讲过的，中国文化的道统目前处于断裂状态。像蒋介石, 在大家眼里只是个政治人物，但他要对文化进行安顿的话，肯定得去看章太炎，看梁启超，这是正统。文化道统有什么意义？比如说蒋介石在的时候，他想找一个文化人聊天，他肯定会请胡适；毛泽东想到文化人，他肯定想去读读鲁迅的书，甚至去读冯至的诗。我们以前也是，比如1990年代初认可顾准，把他找回来；后来认可王元化、李慎之，因为他们代表一种道德。这批老先生走了之后，本应该由50后接续传承，但50后完全担负不起来。我们从知识的意义上比较认可的秦晖、徐友渔，他们在文化道统的承担方面也还不匹配。就因为这种欠缺，当下文化的安顿出现了混乱。
刘小枫、朱学勤、秦晖这些人，他们应该比上一辈知识人更自由，应该摆脱体制的束缚。但这些人就是摆脱不了，如果他们摆脱了，这十年，他们自己会做创造性的工作；他们即使不做，其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号召。但是你看现在，50后、60后没有多少人敢在体制外苦苦撑着自己，同时担负起文化传承责任。这种身份的认同，说明你只是一个学者，不是一个知识分子。一个知识分子，只有离开体制，才能够激活中国文化原来的那些传统。比如说带弟子的传统，胡适有弟子，章太炎有大批弟子，鲁迅有弟子，甚至高尔泰也有几个非常优秀的弟子，50后这些人谁有弟子吗？刘小枫还想靠体制来培养弟子，那不胡扯吗？
十年来，50后和60后这两代人，都不提过怎样的生活才是应该的，才具有正义性，人生正义和社会正义。结果知识界跟着所谓的主旋律去谈感恩，谈知足，谈作为第二大经济体的来之不易，这很糟糕。
儒家的真传统在中国缺席了
凤凰评论《高见》：甘阳和刘小枫，包括北岛在内，他们思想的变化，也是近十年来思想界的一个明显的标志，他们原来是体制的批评或者是对抗者，多少有一点批判性，跟体制至少保持相当的距离。但这些年变成了赞美和歌颂者，这是十年来非常引人注目的现象。
余世存：不要从道德上去审判这些人，我们只能从理性的角度，去谈论你的“一以贯之”。比如说年轻时那么激烈的去批评，中年之后突然转向，这说明你不是一个知识分子，只是一个文化掮客而已。
凤凰评论《高见》：投机者？
余世存：其实就是投机。从中国文化的角度看，孔子、司马迁开创的传统，在中国也缺席了。像孔子、司马迁他们是“笔则笔、削则削”，能够使乱臣贼子惧，这种文化在当代也没有，作恶者还明目张胆。像唐骏假文凭被揭穿了以后，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还到处做报告……社会是颠倒的，这跟真正能够担负中国文化传统，又能承载西方知识体系的知识人缺席有关。
凤凰评论《高见》：在知和行上，有相当一部分知识人有脱节的状况，或者说，有犬儒的迹象。你说到的知行合一，在中国古代的士人中有着悠久的历史，近代学者中，陈寅恪是这一传统的继承者。他确实能够产生巨大的人格感召力，在现实中，这种力量非常巨大。但是，如果从经济人的角度来说，具体到每一个个体的时候，他会计算和权衡具体的利弊得失，大部分人有一个搭便车的心理。那些在前面带头的人，就得为自己追求的价值承担责任，甚至做出巨大的牺牲，这样的人确实很少。
余世存：这十年跟九十年代一脉相承，还是过于追求知识的工具属性。大家对知识的价值避而不谈，只把知识当做工具，无论是信奉基督教的，信奉儒教的，还是去投靠体制的，就是把知识当敲门砖而已。他们从来没有想到，知识的价值是人的追求本身。
西方的知识人，无论是媒体知识分子，还是文化知识分子，他是在他的制度框架里面生活，这个价值是一个基础。我们现在是没有价值，还想去效仿人家的体制，结果出现了偏差。我觉得刘小枫、甘阳，最大的问题在这儿，他们以为他们像西方的知识人一样，其实不是的，因为西方的知识人背靠一个非常伟大的传统，或者说价值非常坚实的制度，保证了他们的立身处世，他们知识的探索能够得到安顿，我们不行。
凤凰评论《高见》：说到这里，我想起了搞儒学的郑家栋，因为多次携带不同的女性到美国而入狱。郑家栋生于60年代，据称是儒家最有希望的后辈学者。网上的资料说，他当年入狱之后，搞儒学的昔日同道没有一个人搭救他，然后他在监狱中幻灭了，不搞儒学，出狱后改信了基督教。因为儒家是要讲实践的，不是说口头子曰诗云。郑家栋的知和行完全是两码事，跟陈寅恪，跟你说的西方知识分子，不可同日而语。
余世存：传统的读书人，把知识当做能够滋养人生的东西，这既包括生命，也包括身体。所以，过去人讲什么，富润屋，德润身，知识就是德。朱熹有一句名言，半日读书，半日静坐，这是他的生活方式，读书不是工具，而是存在方式，和静坐连在一起。再看王阳明，往前推，推到白居易，推到苏东坡这种文化人，他们非常讲究修身。按顾则徐的说法，他的先祖顾炎武既是理财高手，又是一个能文能武的人。
首先你自己要知行合一，才能在社会上知行合一。你要建立起跟自己、跟周围的关联，这是知识本身承载的伟大价值。比如说70、80年代的乡村，我们过年要给自己和邻居写对联，过去的秀才，甚至要给人批个八字，看个风水，头疼脑热、感冒伤风要开个方子，这都是读书人要干的，现在完全不行。尽管那是别人的专业的事，但从知识的价值来讲，应该找回这种东西。
你拥有知识，就不该像个白痴一样，把你的生命、身体交给别人去打理，你自己首先就应该去护理好。毓鋆瞧不上王国维，他说你们这些人读书没读好，读了去自杀；他也瞧不上刘师培，还有黄侃，在毓鋆看来作为一个读书人，把身体搞得这么差是不对的，我觉得说的很有道理，它说明，你的知识，是你的饭碗，是你的门票，却不是你自己存在的价值本身。
秦晖和钱理群都有局限
凤凰评论《高见》：我一直认为，秦晖老师是中国思想界第一人，对法家的批判非常深刻，但是你说他没有将自由主义和中国的传统文化合到一块，提出一个整体性的框架。
余世存：苏小和前两天写一篇文章，《为什么钱钟书、秦晖成不了大思想家》，我没有看他细论，但是我估计他的想法跟我的感觉一样，秦晖老师的专业是历史学，但是他没有跳开他的专业来思考问题，创造知识和思想。比如，我原来问他，中国的二十四节气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他答不上来。我觉得，他那样的历史学家不应该这样，连中国农耕文化最重要的节气，一个天文时间的测定，都没有去研究涉猎。他虽然被称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但是这是致命的欠缺。
第二，他对先秦文化的解读，重在对道家、儒家和法家的批评上，但他对考古学，对上古天文学，还有对文献前的中国，可能缺乏了解。那么，他再怎么深刻，也不会超越钱穆、王国维、梁启超这些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遗憾，跟我们说的学术素养有关。
凤凰评论《高见》：你说的这些，可能他的涉猎的确比较少。比如说，像十三经这些东西，秦晖老师的涉猎可能就不是那么深。
余世存：中国目前最有才气的一个思想家，居然对母国文化的了解有欠缺。这就跟马悦然不给北岛诺贝尔文学奖一样，他是跟北岛接触，翻译北岛的诗，他说看不出北岛对自己祖国文化的基本态度和尊重。只要关心中国人、中国文化，这些问题必须去解决。在这一点上，他比不上费孝通。费孝通这些人知道自己的知识缺陷，他就试图去弥补。
凤凰评论《高见》：你切入的角度主要是文化，以我对秦晖老师的观察，他可能更关注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不同的切入点，可能还是有一定的区别。
余世存：这就是秦晖的悲剧。秦晖究竟在对谁说话？80后、90后，他们基本上不怎么看秦晖的东西。他的读者，可能主要是50、60、70后这三代人。秦晖老师的东西是学院式的，中国亟需人的启蒙和文化的启蒙，这又离不开通识知识产品，但秦晖在这方面做得不够。我认真看了《走出帝制》，严格说，这既不是学院式，也不是社会式。一个知识分子应该用非常平等的态度告诉读者，中国社会究竟是怎么回事。
十多年的经济发展，足够支撑很多通识性的文化产品，类似于我比较赞赏的房龙的那种历史作品，像盐野七生的历史作品，像贡布里希的历史作品，而不是书摘。书摘只是你的读书笔记而已，你对公众发言，要有一种新的方式，这其实也是我说的，话语方式的转型，话语范式的转型。
所以秦晖其实挺孤独的，因为他太正确了，回应他的人几乎很少。秦晖老师提的概念很多，但是他的概念还比不上吴思那么巨大的社会生命力。无论是“潜规则”还是“血酬”，还有“合法伤害权”，这些概念都很好，大家一听就明白。秦晖的概念，“共同底线”，那是圈里面的话。我觉得，一个有原创力的知识人，你的书最终会被大家众口相传，传到最后是你的观念。像费孝通的观念也很多，“差序格局”，“时势权力”，都非常好。
凤凰评论《高见》：钱理群是你的老师，他在青年中影响很大，有意思的是，他的几个弟子走的都是他不太认同的道路。我记得，你发表过一篇文章，对钱理群先生也有谨慎的保留。你之前说，一个教授，要靠他的弟子来达成群体的影响，形成代际的思想传递和交流，但是，钱老师和弟子之间出现了背反。
余世存：钱老师的知识结构也很欠缺，我跟钱老师谈传统文化，他都沉默，他没有感觉。所以，谈人的启蒙也好，文化的启蒙也好，可以看出，知识界的这些人，本身都是站在知识的碎片上。
钱老师对中学老师的影响比较大，他给很多中学老师写回信，据说写了近万封。梁卫星曾收到过钱老师一封上万字的长信。这些中学老师，终身都感激钱老师，那是他们的一面旗帜。在学术思想的传承方面，钱老师的弟子，是有问题了，反而跟他是背道而驰，分道扬镳。我觉得，这可能跟钱老师激情有余、然后理智不足有关系。他是一个文学中人，不是一个社科中人。甚至他的知识分子的旗帜，我觉得也是不够扎实的。当然，他个人的修为、修养，还有他个人的那种认知，我觉得非常宝贵。
凤凰评论《高见》：他为人处世很纯粹，没有架子，基本做到了知行合一，他身上有那种道德感召力，让人比较敬佩。
余世存：无论是他退休后去教中学小学，还是现在住到养老院，以及他在三联那次演讲，宣布退出公共生活，我觉得都非常了不起。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他甚至超越了茅于轼。钱老师的弟子背叛他，也可以理解为他的这种道德和人格过于纯粹，反而对人情世故不够了然，因此不能对学生有更多的启迪性。
只是从精神、知识上去要求学生，没有在生活、生存方面，跟学生互动交流，这是不够的。同样有人格感召力的高尔泰特立独行，所以他的弟子，也是特立独行，一说起高先生，都是内心充满感激，而且觉得高尔泰先生影响了他们一生的道路，那是一种无言的感召。虽然高先生也很纯粹，眼睛里揉不下沙子，但是他的学生觉得跟着高先生，或者说跟着高先生这样的人在社会上去受难受苦，是值得的。很多人说谭嗣同不值得，他应该像梁启超一样跑了算了，这说明当代的文化启蒙和人的启蒙做得不够，有空白，年轻人出现了混乱，去否定真正有价值的人生，认为不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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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向左，经济向右？不少人对中国当下时局的这一判断，契合了部分精英群体的困惑。即使是针对党内而突出强调的政治纪律与政治规矩，以及不得妄议中央，其所带来的震动已扩至整个社会层面。
如何读懂十八大后的中国时局？去年底，深圳，第二届大梅沙论坛期间，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原主任周为民接受凤凰评论《高见》栏目独家访谈。
周为民认为，十八大后，以反腐败为重点的全面从严治党有很强的现实必要性和紧迫性，就其应有的目的来说，反腐包含三重意义：重振纲纪，重建官场生态，重新澄清基本的政治伦理，“集中到一点就是救党”。
周为民亦指出，全面从严治党，一方面要整饬纪律、重振纲纪；另一方面要着力健全发展党内民主，有效保障党员能够行使党章确认的党员的权利（当然与遵守党的纪律、履行党员义务相一致），从而凝聚起广大党员。
对当下一些党内外人士对时局的困惑，周为民向凤凰网强调，意识形态给社会各群体提供的预期具有全局影响力，因此要正确恰当评估当前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领域的状况，不能任意夸大“敌情”。
访谈嘉宾：周为民 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原主任
凤凰评论《高见》栏目访谈员：凤凰网主笔陈芳
突出全面从严治党有三重含义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十八大后格外强调全面从严治党且力度空前？
周为民：从严治党是历来强调的，但十八大以来，突出强调从严治党的确有特殊重要性和紧迫性。十八大提出党要经受四大考验、化解四种危险（四大考验，指长期执政的考验、改革开放的考验、市场经济的考验和外部环境的考验；四种危险，即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要达到这个目的，需要突出全面从严治党。
全面从严治党，现在集中体现在反腐上，首先是要整饬纪律、重振纲纪。为什么？若干年来，种种矛盾、问题非常突出，得不到有效处理，不断积累加剧，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纲纪废弛，腐败的滋生蔓延也与此有直接的关系。这种情况任其发展下去，的确很危险。
凤凰评论《高见》：新一届中央领导班子有着很强的问题导向，是针对什么问题？
周为民：重振纲纪的同时，是要重建官场生态。多年纲纪废弛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官场生态的恶化，出现很多匪夷所思的现象，官场生态已经恶化到相当严重的地步，这种局面必须扭转。
与这两点相联系，是要澄清一些基本的政治伦理。纲纪废弛、官场生态恶化，也直接导致政治伦理上一些基本的是非、善恶、荣耻的错乱。一些官员似乎已经不知道、不在意作为一个官员（更不用说作为共产党的干部），真正的体面和尊严在哪里、是什么了。而这种状况对社会是有极强烈的腐蚀性的，是造成社会风气败坏的重要原因之一。
凤凰评论《高见》：你刚才讲的纲纪废弛、官场生态恶化、政治伦理错乱等问题，长期积累，甚至官场中不少人习以为常，为什么这个问题过去没有得到解决？
周为民：口号一直是都有的，但怎么以有效的措施，特别是从制度层面体现从严治党，一直是比较薄弱的，这就导致了这些后果。如果没有良好的体制制度，执政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领导干部又掌握如此巨大的权力和资源，党就会一直处在危险之中。严重的腐败问题就说明了这一点。一些地方出现塌方式大面积腐败，中央政治局常委、军委副主席这样最高层级上的腐败，还不说明党的肌体正在发生变质吗？当然这还是局部的变质，但其严重程度也已经触目惊心了。从这方面来看，十八大后强调全面从严治党，特别是以反腐败为重点来从严治党，其应有的意义集中到一点，就是救党。
党内民主为反腐提供制度保障
凤凰评论《高见》：强力反腐，从严治党，但在过程中，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声音，比如认为反腐是不是选择性？还有党内出现人人自危的现象，一些人感慨过去大环境如此，现在来抓是不是人人都有问题。这种声音背后其实是对反腐的不确定，对这种声音你怎么看？
周为民：这些问题都需要重视，但首要的和最紧急的是要遏制住腐败，这是救党、救军之举的要求。否则任其发展下去，腐败导致亡党亡国不是一句空话。
全面从严治党，根本任务是制度建设，制度建设除党自身的制度改革，还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等等，这些都是与全面从严治党联系在一起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这不仅有重大的经济意义，同时有深刻的社会和政治意义，对反腐败来说也是一项治本之策。我一再讲，腐败是什么问题？腐败是官场侵犯市场的问题，是本来应该由市场配置的资源，被过多控制在权力手中导致的。因此，明确以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为目标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尽可能把由权力过多控制的资源交还给市场，既是完善市场体制的要求，同时对腐败也具有釜底抽薪的作用。
凤凰评论《高见》：从党的建设角度来讲，制度上体现从严治党，最根本的是什么？
周为民：从制度建设上体现从严治党，根本还是要认真推进发展党内民主。对民主的理解，首先我想应该从功能的意义上去理解。
凤凰评论《高见》：而不是从意识形态。
周为民：对，从功能意义上来理解民主，民主的实质就是权力制衡。一定要在这方面着力，按照这样的方向真正发展党内民主，来推进党的建设和制度改革。包括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当中非常关键的干部制度改革，也要按照发展和健全民主制度的方向来思考设计。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避免干部队伍的逆淘汰现象，体制制度的缺陷导致真正优秀的干部上不来，能够上来的有不少往往是投机钻营、吹牛拍马和一味谋取官位来谋求私利的。如果这种逆淘汰现象得不到纠正，一定带来整个干部队伍的劣质化，这对执政党来说是致命的。
警惕党的领导机关和干部脱离广大党员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要强调政治规矩？
周为民：充分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这同样是治党中一个具有基础性的问题。按照党章规定，保证每一个党员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包括提出意见建议、批评和要求的权利，要认真对待，充分保障，否则党心是凝聚不了的。
凤凰评论《高见》：怎么理解妄议中央？
周为民：我们党历来强调执政党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我多次讲在这个最大危险当中，首先存在的一个危险，就是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脱离广大党员。如果这样，这个党人数再多也是没有力量的，因为没有向心力、凝聚力，党员感受不到自己的民主权利。很多普通党员，面对转型时期的矛盾和危机，的确是忧党忧国的，可以说谈到很多问题都是痛心疾首的，但是没有足够有效的渠道来提出自己的一些想法、建议和批评，甚至总是处在被压制的状态，这样一定导致实际上的人心离散。
凤凰评论《高见》：有分析认为现在是重新唤醒党章，它和党章规定的党员民主权利是一种什么关系？
周为民：全面从严治党，一方面要整治纪律、重振纲纪；另一方面要着力去健全发展党内民主，让广大党员能够切实行使党章规定的权利，从而有认同感、归属感、荣誉感。
凤凰评论《高见》：正本清源怎么讲？
周为民：正本清源，就是一定要澄清过去在党的基本理论上存在的一些教条式理解和错误观点。
例如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理论基础，这是一直强调的，但现实当中一个不必讳言的现象，就是马克思主义好像越来越不被人当回事，甚至认为那套东西过时了、没用了。这样一种现实跟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地位形成巨大反差。这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不少人也在不断呼吁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指导和建设，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但为什么效果还是不理想？
如果把这样的问题简单归结为所谓政治立场和西方影响，那是不得要领的。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我们长期所了解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基本是从苏联来的，是和苏联模式相联系的一套意识形态观念体系。这套东西跟本来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是有重大区别的，用中央的话来说，就是其中存在不少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是这些东西错了，过时了，但它一直被误以为就是正宗的标准的马克思主义，所以很多人好像理所当然地认为马克思主义错了，过时了。这是一个莫大的误解。
另一方面，针对这个问题，强化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固然重要，但如果其中的不少内容，还在沿袭教条式理解和附加的错误观点，还把它当成是马克思主义，那么越是强化对这些东西的宣传，就越是适得其反。
当下意识形态领域仍需正本清源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今天我们依然要强调正本清源？
周为民： 邓小平从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提出在党的思想理论上正本清源的任务，强调要重新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解放思想是和正本清源联系在一起的，就是要把思想从苏联模式和苏联意识形态的长期束缚中解放出来。
今天既然要全面深化改革，而且要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也就需要继续推进这项工作，继续正本清源，不能够再把那些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的错误观点，当作是马克思主义来传播、强化。
凤凰评论《高见》：邓小平提出这个问题30多年了，我们的市场经济也实行了这么多年，为什么今天反复出现这一问题？
周为民：这个原因也是比较复杂的。正本清源这项工作确实取得很大的成效，集中到一点就是新的理论创造，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也一再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革命性的改革的命题。很多人问什么叫中国特色，所谓中国特色，一般讲当然是立足中国国情，从中国实际出发，但是不要忘记它最直接最现实最深刻的含义，是强调一定要摆脱苏联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相对于苏联式社会主义来说的。
凤凰评论《高见》：现在提出正本清源，正什么，清什么？
周为民：还是进一步深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认识。
改革开放一开始所面临的思想理论上的主要障碍，就是左的东西，每向前走一步，都是在克服这些阻力。这些左的东西虽然存在，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作用是有限的，因为改革在顺利推进，社会普遍受益，那些左的声音起不了太大作用。
但是近若干年情况有所不同，转型时期、转轨过程当中很多矛盾问题在积累加剧，有些问题发展到相当严重甚至失控的程度，引起社会上很多群体的广泛不满。在这种情况下，就容易任意想象过去，任意想象旧体制、美化旧体制，觉得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好像没有贫富悬殊、社会不平等、官场腐败等现象。这实际是因为对现实不满而导致的一种对过去的想象。
对现实不满的人开始想象、美化旧体制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会出现想象旧体制、美化旧体制？
周为民：左的极端思潮认为，这都是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带来的，解决办法就是要重新肯定过去的体制，甚至公开主张要重新肯定文化大革命。因为矛盾、问题的积累加剧，这样一种左的极端思潮，有了一定的社会基础和相当的蛊惑力。在意识形态上，如果利用民众的不满，来重新主张过去的一些极端的左的思想和观点，那就是严重的问题了。对这种极端的左的东西是需要特别警惕的，包括各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
事实上，改革开放不仅仅带来了物质财富的巨大增长，也空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这一点很多人不能接受，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搞市场经济搞出这么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贫富差距这么大，怎么还敢说空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对收入差距包括更重要的财产差距，是要认真来对待的，但是以为旧体制之下很平等，没有这些问题，那完全是不符合事实的。
凤凰评论《高见》：具体指什么？
周为民：想一想旧体制下中国的农民，想想中国农民的当代命运和他们遭受过的重重苦难。旧体制以诸如户籍制度、商品粮制度、城市消费品配给制度、就业福利保障制度等等。所有这些制度、政策构成一道坚硬的壁垒来隔绝城乡，把农民挡在城市之外，人为地把社会成员划分为两类不同身份的人，一类是乡下人，农民，一类是城里人，职工，由这种身份的不平等带来的是全面的机会不平等，几乎一切机会对农民都是封闭的。这是举世罕见的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而且是在人的基本权利上的严重不平等。当然计划经济有它不得不这样做的苦衷，但毕竟这是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而且完全不符合社会主义的要求。
凤凰评论《高见》：这种严重的社会不平等是怎么打破的？
周为民：是改革开放打破的。农民终于有了进城的自由，以及到城里去打工挣钱、争取脱贫致富的权利，这是不是空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当然这个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包括农民工的地位、待遇、所受到的歧视等等，而现在这些问题，恰恰是旧体制之下严重的不平等还没有完全消除的表现。
认为旧体制之下没有腐败，又是一个任意的想象，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旧体制之下那样一种高度集中的权力，甚至是绝对的权力，你说会没有腐败？
凤凰评论《高见》：但大家观感上觉得旧体制之下好像比较清廉。
周为民：一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货币化程度很低，所以那时的腐败主要不表现在贪了多少钱，而是表现在各种特权上，倚仗特权的各种各样腐败同样是触目惊心的。改革开放以后，搞市场经济，经济的货币化程度不断提高，这时的腐败更多表现在倚仗权力来攫取钱财。
第二个原因是过去旧体制之下，整个社会的公开透明程度是很低的，很多情况民众根本不可能知道。现在信息传播方式、传播技术的变化，已经大大提高了信息的公开透明程度。
极端的左的思潮，包括主张用过去的办法，甚至文革的办法，来处理今天的矛盾和问题，他们所使用的基本思想资源，就是过去被高度简单化、教条化了的阶级斗争理论，而他们对阶级、阶级斗争理论的理解，基本上沿袭苏联意识形态和过去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这是非常危险的。
如果这样来处理今天的矛盾和问题，一定要出大乱子。哪有执政党主张阶级斗争的？执政党的基本责任是要尽可能充分维护全社会各个群体的利益，最大限度地促进全社会的团结与和谐，防止社会出现阶级分化，而决不能鼓动社会对立，制造所谓阶级斗争。
这些问题都需要从基本的理论上去做进一步澄清。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一定不能够背离这个方向。左的东西的要害就是动摇、否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对这样一套左的东西不能够含糊、暧昧、甚至迁就，更不能够有意无意去试图利用。
左的思潮一旦蔓延，会严重恶化党内和社会上的政治风气，一定导致很多宵小之徒的政治投机。要看到，在中国凡是政治投机，总是向左的方向去投机的。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是邓小平就中国发展的全局和长远提出的最重要的告诫之一，不能忘掉。
意识形态要给公民提供安全的预期
凤凰评论《高见》：常听到不少人提出这样的困惑：一方面我们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市场资源起决定作用、强调全面依法治国、提高现代治理能力，另一方面在意识形态方面又感觉到呈现收紧态势。中国究竟往什么方向走？
周为民：意识形态是有全局影响力的，因为意识形态的基本功能是提供预期，对企业家也好、知识分子也好、社会各群体也好，起到一种提供预期的作用。环境是不是安全、对未来是不是确定，人们会通过意识形态的状况来作出判断。为什么说极左的东西有害呢，就是因为它提供的是一种不安全不确定的预期。
意识形态的核心目的，是要赢得人心、凝聚人心。如果在意识形态上整天喊打喊杀能凝聚人心吗？那不是造成人心恐慌吗？因此一旦意识形态上给社会提供的是不安全、不确定的预期，在其他各个方面都会产生不良影响。
凤凰评论《高见》：类似的警醒其实并不算多。
周为民：如果意识形态领域左的东西沉渣泛起，人们还是不放心的，还是有疑虑的，这样就很难充分激发全社会的活力了。如果再以简单、强制的方式对待意识形态问题，那就更会导致人心疏离，影响党与社会各群体特别是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同时也会加剧意识形态方面的虚假化，使人们为了安全都以所谓“政治正确”的假话空话互相敷衍，更不用说那些正好以此投机的了。这是道德的堕落、思想的腐败和政治风气的败坏。
海外有些议论常简单化地说邓小平是什么“政左经右”，这个看法不对。邓既不是“经右”，也不是“政左”。邓小平开辟中国改革和现代化的大局，首先是在意识形态上、政治上推进思想解放，排除左的障碍，这样才焕发出全党全社会的生机和活力，才有经济体制改革的启动和推进，才出现邓小平所说的那种局面：“中国真正活跃起来了”。这就是意识形态对全局的影响。意识形态上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注重开放包容，就有感召力、凝聚力，就有全局的主动，反之就会导致全局被动。
凤凰评论《高见》：如何有效防止左的危害？
周为民：要防止左的危害，首先要恰当地认识评估当前意识形态、思想文化领域的状况，不能任意夸大敌情，不能把思想文化上的一些现象或者问题简单笼统地看成阶级斗争，不能把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以后，意识形态领域的状况看成是战争状态，甚至把党在这个领域的处境，看得跟孤守于四面受困的山头一样。
同时，还需要特别防止那样一种现象：本来是一些机关一些干部自身工作没有做好，但出了问题就编造、夸大“敌情”，滥用什么“敌对势力”作为诿过卸责的遁辞。
经过几十年发展，中国的实力和过去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因此更有底气，这是好的。但一定要防止轻躁虚骄，不能把强调中国特色狭隘理解为我们在任何方面都独一无二，和任何人不同，别人那套东西统统不足为训。要看到，非常重要的中国特色之一，也是中华文化最显著的特色之一，就是我们中国人、中华文化对外来文化外部文明有足够的包容、吸纳和融合能力，不仅能以“既来之，则安之”的从容大度安顿、欣赏外来文化，而且会以“西天取经”的精神不畏任何艰难地主动去学习外部文化，而且以真诚的敬重对待它，把它尊称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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