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党际到国家：冷热交替的中朝关系
网友评论 ( 0) 2016.05.06 第63期
文丨凤凰网主笔 张弘
朝核危机与中国至关重要，朝鲜与中国的关系也一直是人们议论和关注的焦点。在官方的宣传中，“中朝传统友谊”、“唇寒齿亡”等说法延续了60年且根深蒂固。那么，中朝关系到底是如何演变的？
50年代：貌合神离的盟友
中朝关系从抗美援朝起就并不融洽，即便中国付出了人员牺牲、物资消耗、经济困难等巨大代价，但金日成仍有腹诽。
俄裔美籍历史学家潘佐夫最新出版的《毛泽东传》揭示，朝鲜战争的总导演是斯大林，从一开始，他就计划利用中国削弱美国。
1950年3月30日，获悉斯大林支持他武力进攻南朝鲜之后，金日成动身前往莫斯科。4月，他同斯大林秘密举行了三次会谈。斯大林确信：“在危急的情况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会出兵。”
金日成当然迫切需要中国的帮助，但是他不愿过分依赖中国人。他不仅是一位共产主义者，还是一位朝鲜民族主义者，对中国有戒心。朝鲜对这个巨大的邻国已经忍受许多个世纪了，因此金日成现在不愿使朝鲜再次受到中国的支配。何况他确实相信自己会获胜，因为与李承晚总统的韩国军队比起来，朝鲜的武装力量在各方面都占优势：在兵员数量和火炮数量上是韩国的2倍，在机枪的数量上是韩国的7倍，在自动步枪的数量上是韩国的13倍，在坦克的数量上是韩国的6.5倍，在飞机的数量上是韩国的6倍。
朝鲜战争是1950年6月25日清晨爆发的，随后美国人火速出面保卫韩国，但是在美国第一批伞兵到达前（6月29日），朝鲜人民军已经把韩国的一些主力师消灭掉了，并且在开战三天后就占领了韩国首都汉城(今首尔)。但是，联合国军很快就扭转了局势。在其侧翼遭到联合国军的几次沉重打击之后，朝鲜军队濒于瓦解。为了避免被包围，他们迅速向中朝边界撤退。9月底，韩国军队逼近了三八线。10月1日，他们在没有遇到任何抵抗的情况下越过了三八线。当天，麦克阿瑟将军要求朝鲜人民军司令部立即无条件投降。
10月1日，斯大林从索契向毛泽东和周恩来发了一封紧急的密码电报，希望中国出兵。10月1日和2日，毛泽东同他的亲密同事们讨论了朝鲜局势，大部分中国领导人都反对出兵，周恩来对此尤其直言不讳。许多军方领导人，包括林彪在内，也不支持介入战争。另外，金日成的行为也使中国人感到恼怒：他本人还没有向中国提出军事干预的请求，他甚至不认为有必要向中方通报战事的进程。金日成的这个表现，明显暴露了他对中共领导人的不信任，他倾向于仅仅向斯大林求助。周恩来曾多次向苏联大使抱怨这个伤脑筋的问题，显然是毛指示他这样做的。斯大林也认为这“不正常”，但是金日成仍然我行我素。就是到了9月底，在答复中国人的援助提议的时候，他的反应依然是：“朝鲜人民已经做好了长期战争的准备。”
直到9月28日，经过激烈争论之后，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才决定向北京写信。然而这封信仅仅“暗示了援助请求”，朝鲜人仍然把主要希望寄托在“斯大林同志本人身上”，他们在9月29日向斯大林发了一封信，恳求他直接干预冲突。对此，斯大林暴躁地答复说，朝鲜问题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中国军队进入朝鲜，建议朝鲜领导人尽快同中国人磋商。这样一来，金日成就不能继续打自己的小算盘了。10月1日深夜，金日成约见了中国大使，请求中国出兵朝鲜，并要求大使立即向毛转告自己的请求。不仅如此，他还与时任朝鲜政府副首相兼外务相的朴宪永联名致信毛泽东，要求中国给予军事援助。
沈志华的《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讲道，中国军队到朝鲜以后，金日成觉得应该由他指挥，彭德怀觉得，你把自己的军队打光了，我们的军队怎么能听你的？因此，他们俩人从一开始就有非常大的矛盾。在第二次战役中，朝鲜人民军有一个兵团参与了战斗，志愿军在前面追着美国人，却被朝鲜人民军抄了后路，自己人跟自己人打起来，而且有两次。金日成建议中朝军队分开指挥，派个联络员联系。但彭德怀坚决不干，强调必须统一指挥，否则战役很难打。一直等到斯大林的电报：军队必须由中国指挥。金日成没办法，只好交出了指挥权，由此成立了中朝联合司令部，中国为正，朝鲜为辅。
对于朝方，存在一个国家主权和尊严的问题。对此，金日成心里肯定特不好受。但是，无论是军事实力还是作战经验，中方具有绝对优势。因此，斯大林只能作此选择，这也是金日成需要面对的事实。
第三次战役（1950年12月31日-1951年1月8日）开始后不久，志愿军就越过了三八线；1月4日，志愿军占领了汉城；1月8日，彭德怀下令停止进攻、全军修整。原因在于，志愿军精疲力尽，弹药打光了，粮食没了，新兵员补充不上来，而且美国轰炸非常厉害，战斗非常艰苦。志愿军的九兵团打第二次战役是从上海调过来的，当时甚至都没有冬装，士兵们单衣单裤，结果导致第二次战役中非战斗解员5万人，第二天起来不是手指头没了，就是脚趾头冻掉了。
志愿军停止进攻，这可把金日成惹恼了：哪里有这样的？打了胜仗的军队不继续追击，停下来修整？应当乘胜追击，把美国军赶到海里，战争就结束了，国家也统一了。这次争吵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两人在志愿军司令部吵了三天，一直争论不下。金日成希望应该一鼓作气赶快结束这场战争。彭德怀说原来就想一鼓作气，结果不是被人家拦腰截断全军覆没，你想让我也重蹈你的覆辙吗？两人争来争去谁也说服不了谁。一直到1月19日，斯大林给毛泽东电报支持彭德怀。
直到战争结束之后，在朝鲜劳动党内一直有一个传言：朝鲜没有实现统一主要是中国人造成的。为什么？就在马上要取得胜利时彭德怀下令停止进攻，结果导致朝鲜失去了战胜美帝国主义的最好机会，至今朝鲜都没有实现统一。这说明，这件事对朝鲜影响非常大，至少他们是这么认为的。从军事角度说，彭德怀的主张实事求是且有充分依据，朝鲜领导人一厢情愿，一味蛮干的情绪，显然处于政治考虑或其他因素影响。
因为朝鲜铁路基本被炸毁，中国派遣了18万民工帮助朝鲜修复铁路，然后又派出了铁道兵，援助了机车、车厢。至1952年，战争进入边谈边打阶段，金日成觉得战争既然不能立即结束，就要求运经济物资。彭德怀还是以战争为主，军队必须控制铁路，要运军事物资。为此，双方再起争执。最后，斯大林命令：“铁路必须军管”。如此一来，金日成更加郁闷。
潘佐夫揭示，1953年斯大林死去之后，毛泽东才能“体面地”摆脱困境，把自己的军队撤出朝鲜。1953年7月27日上午十点，以朝鲜和中国代表为一方，联合国军司令部为另一方，双方签署了停火协议。但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继续在朝鲜驻扎了五年多的时间，直到1958年10月，他们才回国。
到1956年，金日成清洗延安派，导致双方关系降入谷底。
沈志华《朝鲜清洗“延安派”揭秘》显示，朝鲜停战后，中朝关系有“不正常现象”。如“志愿军司令部坐落在离平壤几十公里的地方，居住条件很差，朝鲜领导同志也极少去那里”；在平壤的战争展览馆，12个战绩展厅中只留给中国志愿军战士一个，而在其余的所有展厅中，朝鲜人民军的作战行动被解释成与中国志愿军无关；“金日成打算逐步解除在中国待过的领导工作者在党和政府中的职务”等。而中国政府在1952年召回驻朝大使后，直到1955年1月没有再派新大使。在朝鲜驻华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周恩来“几乎没有同朝鲜代表交谈过”。
1956年，金日成在党内斗争中先后打垮了莫斯科派和延安派，导致四名延安派高干逃往中国。毛泽东则对朝鲜许多同志无辜被捕、开除、撤职的做法极为不满，并直接指出，金日成还是搞斯大林那一套，一句反对的话都听不得，谁反对就杀谁。中共领导人又与朝鲜代表团会谈。毛泽东一开始就指出，朝鲜在经济政策和干部政策方面的“问题很严重”，并通知他们，中苏两党决定派代表团次日早上去平壤，要崔庸健也一同回去，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帮助你们解决问题而不是要破坏你们”。
米高扬和彭德怀等人到达平壤后，首先找金日成单独谈话，经过两次深谈，金日成原则上接受了中苏两党的意见。9月22日召开的劳动党中央全会作出决议，承认八月会议处理问题的方法“过于简单”，同意恢复崔昌益和朴昌玉的职务，恢复出逃中国者的党籍。米高扬回到中国后表示任务已经完成，但毛泽东指出：“问题并没有结束，而是刚刚开始。”事实也的确如此，在中苏代表团离开平壤以后，金日成不仅没有执行与米高扬、彭德怀达成的协议——在媒体公布九月全会决议(只在党内传达并在报纸上发了一个简短消息)，反而继续对有不同意见的干部进行迫害，以至又有一些人逃到了中国。此外，关于释放朴一禹的协议迟迟没有结果，答应恢复尹公钦等人家属粮食供应的诺言也一直没有履行。尽管中国一再表示对于是否执行这些协议的结果非常关心，但朝鲜方面一直虚与委蛇，拖延不办，将中朝关系拖入冰点。到1958年，双方关系才好转。这种转变发生的背景之一，就是中苏关系裂痕加大，金日成左右逢源，成为中苏都想拉拢的对象。
在1958-1962年的中国的大饥荒时期，金日成向中国要粮食，15万吨不够要20万吨，20万吨不够要30万吨，中国一概都给。作为政治回报，当东欧共产党和苏联一起攻击中国时，金日成和胡志明对中国表示支持和同情。
60年代：大饥荒时，中国仍竭力援朝
1960年代，在中国对朝经济援助的过程中， “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的特征显著。
20 世纪60 年代初期，中国在国内面临严重经济困难的情况下，尽己所能地向朝鲜提供援助。1961 年，中国农业总产值较1960 年下降2.4% ，轻工业总产值较1960 年下降21.6% ，重工业总产值较1960 年下降46.5% ，财政收入较1960 年减少37.8% ，国家财政出现10.96 亿元的赤字，城乡居民生活处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困难的时期。
金日成倒向中国，赫鲁晓夫很不爽。1960年夏天，他请金日成到莫斯科，让他看1956年11月30日毛泽东与尤金的谈话记录，里面谈到金日成不赞成毛泽东拖延停战谈判的主张和做法，想将朝鲜问题提交联合国处理。但联合国是朝鲜战争的交战一方，所以引起毛泽东的一时反感和怀疑，顺口说道，金可能叛变革命，成为朝鲜的铁托或纳吉。金日成一边看一边骂：毛泽东真不是东西！当面说好话，背后骂我！我怎么可能是革命的叛徒？太令我伤心了（这都是后来苏联大使汇报写在报告里的）。
回到朝鲜后，金日成召开干部会议：以后谁也不要去中国，中国人当面说好话，背后说坏话。到1960年夏天，中朝关系降温。没过3个月，朝鲜经济困难，金日成让底下人再到中国去一趟。据何方《抗美援朝的得与失》透露，1960年9月，中国大量援助粮食给朝鲜。周恩来表示，中国可以对别的国家欠账，但要保证对朝的援助项目。这一年，中国的大饥荒已经很明显，正在饿死人，但是仍给朝提供了23万吨粮食。同年10月5日，周恩来接见朝鲜副首相李周渊，同意分四年贷款4.2亿卢布，还说：至于偿还期限，能还就还，否则可以无限延期，等后代再还也行。
1961 年初，中国对朝鲜的煤炭供应出现了延误。金日成在与苏联驻朝鲜大使谈论中国严重的经济问题时，声称能够感受到中国的困难，因为燃煤等的运送被推迟，食品原料也未向朝鲜运送。鉴于中国当时的情况，朝鲜不打算催促中国。朝鲜人不催促，中国人自己反倒感到着急了，随后采取紧急措施保证运输和供应。鉴于中国经济援助保质保量且有求必应，朝鲜提出的要求越来越多。
1961 年底，朝鲜副首相李周渊率团秘密访华，目的是向中国寻求经济援助。朝鲜提出需紧急订货钢管3000 吨，1962年贸易再需25000 吨，另外还要10 万个纱锭。周恩来表示，中国的钢管也缺货，有些还要从苏联进口，最后答应提供一半。至于10 万纱锭，中国实在拿不出货，只能请朝鲜派人来中国拆迁已经停产的纺织厂。李周渊走后，中国开始落实拆迁10 万纱锭一事，决定在邯郸、石家庄、郑州三市新建的棉纺织厂中挑选拆迁部分设备以供应朝鲜，经朝方实地考察后，最终决定拆邯郸三厂、五厂的126000 锭的棉纺全程设备( 包括纺部附属设备及器材) 供给朝鲜。
1962年是中国“三年困难时期”的最后一年，此时国民经济仍处于谷底。在1 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国家计委和财政部虽然对1962 年工农业生产计划和财政预算作了压缩，但仍存在30 亿元赤字的缺口。尽管国内财政存在赤字，对苏联尚有12 亿旧卢布的欠债未还，在1 月的中朝1962 年度相互供应货物谈判中，中国还是爽快地答应，将朝鲜1961 年对中国贸易中欠交的商品一笔勾销。
正是在1962年，朝鲜突然提出要解决边界问题，说白头山（中国叫长白山）整个天池就是朝鲜的。原来中国边界政策方针按照国际惯例已经签过约的，毛泽东大笔一挥，出让了几百公里。
1963年，朝鲜向中国提出以3万吨大米换6万吨小麦的要求，原因是朝鲜大米在资本主义国家销路不好，卖不出去。鉴于当时中国国内小麦尚不够供应，如要供应朝鲜，中国只能从澳大利亚购买。外贸部经请示中央后决定同意交换。这样一来，小麦的买价、运费、保险费加在一起，中国要亏损外汇16 万英镑。中国政府非但没有要求朝方补偿外汇亏损，还主动提出连同朝方大米的运费中方也一并负担。
中国在经济方面的付出，的确带来了一些政治上的回报。1963 年初，朝鲜外相朴成哲公开向中国外交人员表示，朝鲜党一贯认为，撇开中国就没有社会主义阵营，因此金日成首相最近提出了一个新口号: 社会主义阵营以苏中为首。1963年9 月，刘少奇访问平壤，中朝关系达到了顶峰。金日成表示，中共是大党，如果中共同苏共闹翻，朝党坚决同中国站在一起。
锌镁矿原本都是朝鲜为出口苏联而投入生产的，后来苏联不再进口，朝鲜就转而向中国出口，只为平衡中朝贸易差额，而这些商品并非为中国所需。但是，1964 年9 月朝鲜贸易代表团来华商讨1965 年度中朝供应货物协定时，中方还是基本满足了朝鲜提出的进出口需求，不仅锌镁矿继续进口，而且还帮助朝鲜解决了急需的2 万吨棉花，让朝鲜很是满意。
1965 年，中朝两国签订了两份经济协定: 一份是中朝1966 年相互供应货物的议定书，一份是中国向朝鲜无偿提供物资和贷款的协定。1965年12 月中旬，为商讨中朝1966 年相互供应货物协定事宜，外贸部副部长李强带着拟定的“备战物资草案”前往朝鲜，告知中国决定无偿地向朝鲜提供50万吨小麦、30 万吨石油和300 万美元的自由外汇。
1964 年底至1965 年，中苏分裂已成定局。中国一如既往尽己所能地援助朝鲜，苏联也因为新领导集团的上台重新恢复了对朝援助，朝鲜又得以在中苏分裂的契机下两边获益。1950年代到1960年代初，中国对外援助一共是20亿人民币，其中8亿给了朝鲜。
1966 年中国国内爆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由于中国在外交领域采取的极左路线，以及中国国内红卫兵、大字报对朝鲜的攻击批判，中朝关系再次跌入深渊。
中苏分裂后，在意识形态斗争中，中苏均需要争取支持。在争取盟友的过程中，朝鲜对于中国的战略意义显然要大于苏联，中国不希望自己的邻邦出现一个苏联的政治拥趸。
客观地看，经济援助作为中国实现外交政策的重要工具，和对朝鲜实施影响力的重要手段，其效果并不理想。政治上，中国在经济上的巨大付出并未使得中朝关系进入稳定持久的友好状态，中国对朝鲜的政治影响力仍很有限而且，中国的援助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朝鲜的经济困难，但不可能改变朝鲜的经济结构，使两国贸易、经济关系走上一种比较正常的互利状态。
70年代：中美解冻，提升了朝鲜国际地位
沈志华在《面对历史机遇: 中美关系和解与中朝关系( 1971—1974)》中的研究显示，1970年代初，由于国际形势变化，中国和美国抓住这次机会，冲破意识形态的障碍，逐步实现了双边关系正常化。中美两国都面临一个问题：如何既保证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又照顾盟友的利益。
朝鲜是中国仅有的几个盟友之一，不仅是冷战格局下中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屏障，也是在中苏对抗中一个必不可少的帮手，所以在改善与美国关系的同时，中国必须考虑到同样是美国直接敌人的朝鲜的感受。为此，中国领导人在与美国的外交谈判中，一方面在原则上坚持反对帝国主义的立场，一方面在具体问题上尽量满足朝鲜提出的要求和条件。当然，中国不能允许朝鲜的过激主张影响中美关系缓和的大局，所以在采取妥协方针帮助朝鲜逐步实现其政治目标的同时，又向自己的盟友提供了大量军事和经济援助，以安其心。
中美关系的解冻在客观上改善了朝鲜的国际环境，提升了它的国际地位，也有助于缓解朝美、朝韩之间紧张对峙的状态，甚至为朝鲜实现和平统一提供了有利条件。朝鲜领导人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并为此积极谋划，但由于过分乐观和自信，朝鲜提出的目标过高，并试图在短时间内一鼓作气按照自己的方式实现朝鲜半岛的统一。影响朝鲜和平统一进程的因素是多样的，中、美、朝、韩四方之间相互关系错综复杂，但关键问题还在于朝鲜南北双方之间没有建立起互信互谅。在困难和挫折面前，朝鲜领导人缺乏耐心，不愿妥协，最终还是没有抓住历史机遇，又走回到了紧张对峙的老路。
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中朝之间能够保持友好关系并有所发展，主要是因为双方都有这个需求。总体来讲，中国还是尽力帮助了朝鲜，尽管平壤对此并不满足。
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相继去世后，中国进入了邓小平时代。尽管《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仍生效，但两国关系已不能算是同盟关系了。原因之一在于，基于历史经验与当时国际环境变化，中国明确放弃了结盟外交原则，开始奉行不结盟外交。中国于1975年8月就正式加入不结盟运动。进入邓小平时代后，在具体外交实践上，更是果断放弃了当时正在执行的“一条线”“一大片”结盟外交战略，实行独立自主不结盟战略。
80—90年代：中韩建交打击了中朝关系
1979年后，中韩关系开始有了实质性发展。1988年，首尔获得夏季奥运会主办权后，朝鲜一直呼吁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国家抵制此次奥运会，中国还是派出了强大阵容参赛。此后，中国支持南北双方于1991年9月同时加入了联合国，从外交上正式承认韩国的客观存在。1992年8月，中韩签署建交公报。
尽管该时期中朝关系已非同盟关系，但两国关系在这期间的紧密程度，远非一般国家间关系所能比拟，两国首脑的频繁互访最具代表性。金日成是邓小平会见最多和陪同在中国参观最多的外国客人。1982年4月，邓小平访问朝鲜，这是他最后一次出国。1989年11月，邓小平同江泽民、李鹏等到北京站迎接来访的金日成主席，这也是邓小平最后一次去车站迎接的客人。
冷战结束后，中朝关系中的意识形态作用逐渐弱化，现实的国家利益成为各自政策的主要出发点。由于中国提出将双边经济关系中的“以物易物”转变为“货币贸易”，且婉拒朝鲜的援助请求，朝鲜对中国颇有不满，中韩建交则实质性地打击了中朝关系。朝鲜则在连续经历了金日成（1994年）突然去世、与美关系日趋恶化，以及日益严重的粮食问题后更加倾向于孤立主义，中朝关系因而一度冷淡。双方高层互访直到1999 年6 月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访华才逐渐恢复。
21世纪：从传统盟友向“正常的国家关系”转型
21世纪之后，中朝关系主要是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一方面，90 年代中后期，国际局势不稳定性加剧，“中国威胁论”的甚嚣尘上，更增加了中国对国家安全的担忧，为应对美国的包围，中国需重新评估朝鲜的战略价值。另一方面，苏联解体后，中国几乎成了政治上唯一支持朝鲜的国家。在1998 年结束“苦难行军”后，朝鲜在经济上更需要中国的实质性帮助。
2001 年9 月，时任主席江泽民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期间，双方共同确认了“继承传统、面向未来、睦邻友好、加强合作”的方针。
出于自身国家利益的诉求，朝鲜总会不时地在外交事件中“利用”中国，使中国处于被动局面，无辜吃亏，有时为达目的，甚至会牺牲中朝关系。
以“天安号事件”为例，金正日2010 年5 月访华时机选择的精妙着实让人叹服。张琏瑰教授认为，金正日选择此时来中国，无论做什么，都会给国际社会造成中国支持朝鲜的印象。按照中国外交传统，金正日来华，中国一方面要给朝方提供一些援助，另一方面要巩固中朝友谊，“势必客观上造成中国支持朝鲜的效果”。这还直接给中韩双边关系蒙上了阴影。韩国官方和媒体对中国在如此敏感的时机接受金正日访华表示了失望。
韩国《中央日报》5 月4 日报道说，韩国外交通商部第一次官申珏秀于3 日召见了中国驻韩大使张鑫森，要求中方澄清一些疑问，“韩国政府就特定事件召见中国大使是非常罕见的事情”。如此一来，中国不仅在国际上吃了哑巴亏，在朝鲜半岛施展对朝、对韩的均衡外交，也由于朝鲜的“外交智慧”而障碍重重。
21 世纪的中朝关系，在逐渐完成由传统盟友向以国家利益为导向的“正常的国家关系”转型的同时，逐步向“合作共赢”阶段迈进。但是，中国对朝鲜的援助并未终止。金正恩一上台，中国政府就从2012年2月下旬开始，对朝鲜提供价值高达6亿人民币的无偿援助。这在中国援朝史上是规模空前的一次单笔援助。
沈志华的研究证实，20世纪40-70年代，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国家始终处于一种不正常、不成熟的状态，存在着以党际关系掩盖甚至取代国家关系的现象。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及与国际接轨，冷战的结束，中朝关系势必出现新的变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王俊生认为，中朝特殊关系是在半岛复杂战略环境下多方因素平衡的产物，中国需要平衡地缘政治结构、政治经济利益、历史因素与现实利益等，其目的在于维护半岛和平与稳定。这种特殊关系仅反映出中朝关系的侧重点，其中主要为政治关系。当前尽管中韩政治安全关系迅速发展、中朝关系暂时处于低谷，但影响中国进行战略平衡的因素并没改变，中国仍要维护与发展对朝政治关系。这一进程中应始终坚持国家利益原则，向朝鲜传递清晰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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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凤凰网主笔 张弘
朝核危机与中国至关重要，朝鲜与中国的关系也一直是人们议论和关注的焦点。在官方的宣传中，“中朝传统友谊”、“唇寒齿亡”等说法延续了60年且根深蒂固。那么，中朝关系到底是如何演变的？
50年代：貌合神离的盟友
中朝关系从抗美援朝起就并不融洽，即便中国付出了人员牺牲、物资消耗、经济困难等巨大代价，但金日成仍有腹诽。
俄裔美籍历史学家潘佐夫最新出版的《毛泽东传》揭示，朝鲜战争的总导演是斯大林，从一开始，他就计划利用中国削弱美国。
1950年3月30日，获悉斯大林支持他武力进攻南朝鲜之后，金日成动身前往莫斯科。4月，他同斯大林秘密举行了三次会谈。斯大林确信：“在危急的情况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会出兵。”
金日成当然迫切需要中国的帮助，但是他不愿过分依赖中国人。他不仅是一位共产主义者，还是一位朝鲜民族主义者，对中国有戒心。朝鲜对这个巨大的邻国已经忍受许多个世纪了，因此金日成现在不愿使朝鲜再次受到中国的支配。何况他确实相信自己会获胜，因为与李承晚总统的韩国军队比起来，朝鲜的武装力量在各方面都占优势：在兵员数量和火炮数量上是韩国的2倍，在机枪的数量上是韩国的7倍，在自动步枪的数量上是韩国的13倍，在坦克的数量上是韩国的6.5倍，在飞机的数量上是韩国的6倍。
朝鲜战争是1950年6月25日清晨爆发的，随后美国人火速出面保卫韩国，但是在美国第一批伞兵到达前（6月29日），朝鲜人民军已经把韩国的一些主力师消灭掉了，并且在开战三天后就占领了韩国首都汉城(今首尔)。但是，联合国军很快就扭转了局势。在其侧翼遭到联合国军的几次沉重打击之后，朝鲜军队濒于瓦解。为了避免被包围，他们迅速向中朝边界撤退。9月底，韩国军队逼近了三八线。10月1日，他们在没有遇到任何抵抗的情况下越过了三八线。当天，麦克阿瑟将军要求朝鲜人民军司令部立即无条件投降。
10月1日，斯大林从索契向毛泽东和周恩来发了一封紧急的密码电报，希望中国出兵。10月1日和2日，毛泽东同他的亲密同事们讨论了朝鲜局势，大部分中国领导人都反对出兵，周恩来对此尤其直言不讳。许多军方领导人，包括林彪在内，也不支持介入战争。另外，金日成的行为也使中国人感到恼怒：他本人还没有向中国提出军事干预的请求，他甚至不认为有必要向中方通报战事的进程。金日成的这个表现，明显暴露了他对中共领导人的不信任，他倾向于仅仅向斯大林求助。周恩来曾多次向苏联大使抱怨这个伤脑筋的问题，显然是毛指示他这样做的。斯大林也认为这“不正常”，但是金日成仍然我行我素。就是到了9月底，在答复中国人的援助提议的时候，他的反应依然是：“朝鲜人民已经做好了长期战争的准备。”
直到9月28日，经过激烈争论之后，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才决定向北京写信。然而这封信仅仅“暗示了援助请求”，朝鲜人仍然把主要希望寄托在“斯大林同志本人身上”，他们在9月29日向斯大林发了一封信，恳求他直接干预冲突。对此，斯大林暴躁地答复说，朝鲜问题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中国军队进入朝鲜，建议朝鲜领导人尽快同中国人磋商。这样一来，金日成就不能继续打自己的小算盘了。10月1日深夜，金日成约见了中国大使，请求中国出兵朝鲜，并要求大使立即向毛转告自己的请求。不仅如此，他还与时任朝鲜政府副首相兼外务相的朴宪永联名致信毛泽东，要求中国给予军事援助。
沈志华的《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讲道，中国军队到朝鲜以后，金日成觉得应该由他指挥，彭德怀觉得，你把自己的军队打光了，我们的军队怎么能听你的？因此，他们俩人从一开始就有非常大的矛盾。在第二次战役中，朝鲜人民军有一个兵团参与了战斗，志愿军在前面追着美国人，却被朝鲜人民军抄了后路，自己人跟自己人打起来，而且有两次。金日成建议中朝军队分开指挥，派个联络员联系。但彭德怀坚决不干，强调必须统一指挥，否则战役很难打。一直等到斯大林的电报：军队必须由中国指挥。金日成没办法，只好交出了指挥权，由此成立了中朝联合司令部，中国为正，朝鲜为辅。
对于朝方，存在一个国家主权和尊严的问题。对此，金日成心里肯定特不好受。但是，无论是军事实力还是作战经验，中方具有绝对优势。因此，斯大林只能作此选择，这也是金日成需要面对的事实。
第三次战役（1950年12月31日-1951年1月8日）开始后不久，志愿军就越过了三八线；1月4日，志愿军占领了汉城；1月8日，彭德怀下令停止进攻、全军修整。原因在于，志愿军精疲力尽，弹药打光了，粮食没了，新兵员补充不上来，而且美国轰炸非常厉害，战斗非常艰苦。志愿军的九兵团打第二次战役是从上海调过来的，当时甚至都没有冬装，士兵们单衣单裤，结果导致第二次战役中非战斗解员5万人，第二天起来不是手指头没了，就是脚趾头冻掉了。
志愿军停止进攻，这可把金日成惹恼了：哪里有这样的？打了胜仗的军队不继续追击，停下来修整？应当乘胜追击，把美国军赶到海里，战争就结束了，国家也统一了。这次争吵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两人在志愿军司令部吵了三天，一直争论不下。金日成希望应该一鼓作气赶快结束这场战争。彭德怀说原来就想一鼓作气，结果不是被人家拦腰截断全军覆没，你想让我也重蹈你的覆辙吗？两人争来争去谁也说服不了谁。一直到1月19日，斯大林给毛泽东电报支持彭德怀。
直到战争结束之后，在朝鲜劳动党内一直有一个传言：朝鲜没有实现统一主要是中国人造成的。为什么？就在马上要取得胜利时彭德怀下令停止进攻，结果导致朝鲜失去了战胜美帝国主义的最好机会，至今朝鲜都没有实现统一。这说明，这件事对朝鲜影响非常大，至少他们是这么认为的。从军事角度说，彭德怀的主张实事求是且有充分依据，朝鲜领导人一厢情愿，一味蛮干的情绪，显然处于政治考虑或其他因素影响。
因为朝鲜铁路基本被炸毁，中国派遣了18万民工帮助朝鲜修复铁路，然后又派出了铁道兵，援助了机车、车厢。至1952年，战争进入边谈边打阶段，金日成觉得战争既然不能立即结束，就要求运经济物资。彭德怀还是以战争为主，军队必须控制铁路，要运军事物资。为此，双方再起争执。最后，斯大林命令：“铁路必须军管”。如此一来，金日成更加郁闷。
潘佐夫揭示，1953年斯大林死去之后，毛泽东才能“体面地”摆脱困境，把自己的军队撤出朝鲜。1953年7月27日上午十点，以朝鲜和中国代表为一方，联合国军司令部为另一方，双方签署了停火协议。但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继续在朝鲜驻扎了五年多的时间，直到1958年10月，他们才回国。
到1956年，金日成清洗延安派，导致双方关系降入谷底。
沈志华《朝鲜清洗“延安派”揭秘》显示，朝鲜停战后，中朝关系有“不正常现象”。如“志愿军司令部坐落在离平壤几十公里的地方，居住条件很差，朝鲜领导同志也极少去那里”；在平壤的战争展览馆，12个战绩展厅中只留给中国志愿军战士一个，而在其余的所有展厅中，朝鲜人民军的作战行动被解释成与中国志愿军无关；“金日成打算逐步解除在中国待过的领导工作者在党和政府中的职务”等。而中国政府在1952年召回驻朝大使后，直到1955年1月没有再派新大使。在朝鲜驻华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周恩来“几乎没有同朝鲜代表交谈过”。
1956年，金日成在党内斗争中先后打垮了莫斯科派和延安派，导致四名延安派高干逃往中国。毛泽东则对朝鲜许多同志无辜被捕、开除、撤职的做法极为不满，并直接指出，金日成还是搞斯大林那一套，一句反对的话都听不得，谁反对就杀谁。中共领导人又与朝鲜代表团会谈。毛泽东一开始就指出，朝鲜在经济政策和干部政策方面的“问题很严重”，并通知他们，中苏两党决定派代表团次日早上去平壤，要崔庸健也一同回去，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帮助你们解决问题而不是要破坏你们”。
米高扬和彭德怀等人到达平壤后，首先找金日成单独谈话，经过两次深谈，金日成原则上接受了中苏两党的意见。9月22日召开的劳动党中央全会作出决议，承认八月会议处理问题的方法“过于简单”，同意恢复崔昌益和朴昌玉的职务，恢复出逃中国者的党籍。米高扬回到中国后表示任务已经完成，但毛泽东指出：“问题并没有结束，而是刚刚开始。”事实也的确如此，在中苏代表团离开平壤以后，金日成不仅没有执行与米高扬、彭德怀达成的协议——在媒体公布九月全会决议(只在党内传达并在报纸上发了一个简短消息)，反而继续对有不同意见的干部进行迫害，以至又有一些人逃到了中国。此外，关于释放朴一禹的协议迟迟没有结果，答应恢复尹公钦等人家属粮食供应的诺言也一直没有履行。尽管中国一再表示对于是否执行这些协议的结果非常关心，但朝鲜方面一直虚与委蛇，拖延不办，将中朝关系拖入冰点。到1958年，双方关系才好转。这种转变发生的背景之一，就是中苏关系裂痕加大，金日成左右逢源，成为中苏都想拉拢的对象。
在1958-1962年的中国的大饥荒时期，金日成向中国要粮食，15万吨不够要20万吨，20万吨不够要30万吨，中国一概都给。作为政治回报，当东欧共产党和苏联一起攻击中国时，金日成和胡志明对中国表示支持和同情。
60年代：大饥荒时，中国仍竭力援朝
1960年代，在中国对朝经济援助的过程中， “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的特征显著。
20 世纪60 年代初期，中国在国内面临严重经济困难的情况下，尽己所能地向朝鲜提供援助。1961 年，中国农业总产值较1960 年下降2.4% ，轻工业总产值较1960 年下降21.6% ，重工业总产值较1960 年下降46.5% ，财政收入较1960 年减少37.8% ，国家财政出现10.96 亿元的赤字，城乡居民生活处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困难的时期。
金日成倒向中国，赫鲁晓夫很不爽。1960年夏天，他请金日成到莫斯科，让他看1956年11月30日毛泽东与尤金的谈话记录，里面谈到金日成不赞成毛泽东拖延停战谈判的主张和做法，想将朝鲜问题提交联合国处理。但联合国是朝鲜战争的交战一方，所以引起毛泽东的一时反感和怀疑，顺口说道，金可能叛变革命，成为朝鲜的铁托或纳吉。金日成一边看一边骂：毛泽东真不是东西！当面说好话，背后骂我！我怎么可能是革命的叛徒？太令我伤心了（这都是后来苏联大使汇报写在报告里的）。
回到朝鲜后，金日成召开干部会议：以后谁也不要去中国，中国人当面说好话，背后说坏话。到1960年夏天，中朝关系降温。没过3个月，朝鲜经济困难，金日成让底下人再到中国去一趟。据何方《抗美援朝的得与失》透露，1960年9月，中国大量援助粮食给朝鲜。周恩来表示，中国可以对别的国家欠账，但要保证对朝的援助项目。这一年，中国的大饥荒已经很明显，正在饿死人，但是仍给朝提供了23万吨粮食。同年10月5日，周恩来接见朝鲜副首相李周渊，同意分四年贷款4.2亿卢布，还说：至于偿还期限，能还就还，否则可以无限延期，等后代再还也行。
1961 年初，中国对朝鲜的煤炭供应出现了延误。金日成在与苏联驻朝鲜大使谈论中国严重的经济问题时，声称能够感受到中国的困难，因为燃煤等的运送被推迟，食品原料也未向朝鲜运送。鉴于中国当时的情况，朝鲜不打算催促中国。朝鲜人不催促，中国人自己反倒感到着急了，随后采取紧急措施保证运输和供应。鉴于中国经济援助保质保量且有求必应，朝鲜提出的要求越来越多。
1961 年底，朝鲜副首相李周渊率团秘密访华，目的是向中国寻求经济援助。朝鲜提出需紧急订货钢管3000 吨，1962年贸易再需25000 吨，另外还要10 万个纱锭。周恩来表示，中国的钢管也缺货，有些还要从苏联进口，最后答应提供一半。至于10 万纱锭，中国实在拿不出货，只能请朝鲜派人来中国拆迁已经停产的纺织厂。李周渊走后，中国开始落实拆迁10 万纱锭一事，决定在邯郸、石家庄、郑州三市新建的棉纺织厂中挑选拆迁部分设备以供应朝鲜，经朝方实地考察后，最终决定拆邯郸三厂、五厂的126000 锭的棉纺全程设备( 包括纺部附属设备及器材) 供给朝鲜。
1962年是中国“三年困难时期”的最后一年，此时国民经济仍处于谷底。在1 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国家计委和财政部虽然对1962 年工农业生产计划和财政预算作了压缩，但仍存在30 亿元赤字的缺口。尽管国内财政存在赤字，对苏联尚有12 亿旧卢布的欠债未还，在1 月的中朝1962 年度相互供应货物谈判中，中国还是爽快地答应，将朝鲜1961 年对中国贸易中欠交的商品一笔勾销。
正是在1962年，朝鲜突然提出要解决边界问题，说白头山（中国叫长白山）整个天池就是朝鲜的。原来中国边界政策方针按照国际惯例已经签过约的，毛泽东大笔一挥，出让了几百公里。
1963年，朝鲜向中国提出以3万吨大米换6万吨小麦的要求，原因是朝鲜大米在资本主义国家销路不好，卖不出去。鉴于当时中国国内小麦尚不够供应，如要供应朝鲜，中国只能从澳大利亚购买。外贸部经请示中央后决定同意交换。这样一来，小麦的买价、运费、保险费加在一起，中国要亏损外汇16 万英镑。中国政府非但没有要求朝方补偿外汇亏损，还主动提出连同朝方大米的运费中方也一并负担。
中国在经济方面的付出，的确带来了一些政治上的回报。1963 年初，朝鲜外相朴成哲公开向中国外交人员表示，朝鲜党一贯认为，撇开中国就没有社会主义阵营，因此金日成首相最近提出了一个新口号: 社会主义阵营以苏中为首。1963年9 月，刘少奇访问平壤，中朝关系达到了顶峰。金日成表示，中共是大党，如果中共同苏共闹翻，朝党坚决同中国站在一起。
锌镁矿原本都是朝鲜为出口苏联而投入生产的，后来苏联不再进口，朝鲜就转而向中国出口，只为平衡中朝贸易差额，而这些商品并非为中国所需。但是，1964 年9 月朝鲜贸易代表团来华商讨1965 年度中朝供应货物协定时，中方还是基本满足了朝鲜提出的进出口需求，不仅锌镁矿继续进口，而且还帮助朝鲜解决了急需的2 万吨棉花，让朝鲜很是满意。
1965 年，中朝两国签订了两份经济协定: 一份是中朝1966 年相互供应货物的议定书，一份是中国向朝鲜无偿提供物资和贷款的协定。1965年12 月中旬，为商讨中朝1966 年相互供应货物协定事宜，外贸部副部长李强带着拟定的“备战物资草案”前往朝鲜，告知中国决定无偿地向朝鲜提供50万吨小麦、30 万吨石油和300 万美元的自由外汇。
1964 年底至1965 年，中苏分裂已成定局。中国一如既往尽己所能地援助朝鲜，苏联也因为新领导集团的上台重新恢复了对朝援助，朝鲜又得以在中苏分裂的契机下两边获益。1950年代到1960年代初，中国对外援助一共是20亿人民币，其中8亿给了朝鲜。
1966 年中国国内爆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由于中国在外交领域采取的极左路线，以及中国国内红卫兵、大字报对朝鲜的攻击批判，中朝关系再次跌入深渊。
中苏分裂后，在意识形态斗争中，中苏均需要争取支持。在争取盟友的过程中，朝鲜对于中国的战略意义显然要大于苏联，中国不希望自己的邻邦出现一个苏联的政治拥趸。
客观地看，经济援助作为中国实现外交政策的重要工具，和对朝鲜实施影响力的重要手段，其效果并不理想。政治上，中国在经济上的巨大付出并未使得中朝关系进入稳定持久的友好状态，中国对朝鲜的政治影响力仍很有限而且，中国的援助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朝鲜的经济困难，但不可能改变朝鲜的经济结构，使两国贸易、经济关系走上一种比较正常的互利状态。
70年代：中美解冻，提升了朝鲜国际地位
沈志华在《面对历史机遇: 中美关系和解与中朝关系( 1971—1974)》中的研究显示，1970年代初，由于国际形势变化，中国和美国抓住这次机会，冲破意识形态的障碍，逐步实现了双边关系正常化。中美两国都面临一个问题：如何既保证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又照顾盟友的利益。
朝鲜是中国仅有的几个盟友之一，不仅是冷战格局下中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屏障，也是在中苏对抗中一个必不可少的帮手，所以在改善与美国关系的同时，中国必须考虑到同样是美国直接敌人的朝鲜的感受。为此，中国领导人在与美国的外交谈判中，一方面在原则上坚持反对帝国主义的立场，一方面在具体问题上尽量满足朝鲜提出的要求和条件。当然，中国不能允许朝鲜的过激主张影响中美关系缓和的大局，所以在采取妥协方针帮助朝鲜逐步实现其政治目标的同时，又向自己的盟友提供了大量军事和经济援助，以安其心。
中美关系的解冻在客观上改善了朝鲜的国际环境，提升了它的国际地位，也有助于缓解朝美、朝韩之间紧张对峙的状态，甚至为朝鲜实现和平统一提供了有利条件。朝鲜领导人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并为此积极谋划，但由于过分乐观和自信，朝鲜提出的目标过高，并试图在短时间内一鼓作气按照自己的方式实现朝鲜半岛的统一。影响朝鲜和平统一进程的因素是多样的，中、美、朝、韩四方之间相互关系错综复杂，但关键问题还在于朝鲜南北双方之间没有建立起互信互谅。在困难和挫折面前，朝鲜领导人缺乏耐心，不愿妥协，最终还是没有抓住历史机遇，又走回到了紧张对峙的老路。
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中朝之间能够保持友好关系并有所发展，主要是因为双方都有这个需求。总体来讲，中国还是尽力帮助了朝鲜，尽管平壤对此并不满足。
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相继去世后，中国进入了邓小平时代。尽管《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仍生效，但两国关系已不能算是同盟关系了。原因之一在于，基于历史经验与当时国际环境变化，中国明确放弃了结盟外交原则，开始奉行不结盟外交。中国于1975年8月就正式加入不结盟运动。进入邓小平时代后，在具体外交实践上，更是果断放弃了当时正在执行的“一条线”“一大片”结盟外交战略，实行独立自主不结盟战略。
80—90年代：中韩建交打击了中朝关系
1979年后，中韩关系开始有了实质性发展。1988年，首尔获得夏季奥运会主办权后，朝鲜一直呼吁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国家抵制此次奥运会，中国还是派出了强大阵容参赛。此后，中国支持南北双方于1991年9月同时加入了联合国，从外交上正式承认韩国的客观存在。1992年8月，中韩签署建交公报。
尽管该时期中朝关系已非同盟关系，但两国关系在这期间的紧密程度，远非一般国家间关系所能比拟，两国首脑的频繁互访最具代表性。金日成是邓小平会见最多和陪同在中国参观最多的外国客人。1982年4月，邓小平访问朝鲜，这是他最后一次出国。1989年11月，邓小平同江泽民、李鹏等到北京站迎接来访的金日成主席，这也是邓小平最后一次去车站迎接的客人。
冷战结束后，中朝关系中的意识形态作用逐渐弱化，现实的国家利益成为各自政策的主要出发点。由于中国提出将双边经济关系中的“以物易物”转变为“货币贸易”，且婉拒朝鲜的援助请求，朝鲜对中国颇有不满，中韩建交则实质性地打击了中朝关系。朝鲜则在连续经历了金日成（1994年）突然去世、与美关系日趋恶化，以及日益严重的粮食问题后更加倾向于孤立主义，中朝关系因而一度冷淡。双方高层互访直到1999 年6 月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访华才逐渐恢复。
21世纪：从传统盟友向“正常的国家关系”转型
21世纪之后，中朝关系主要是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一方面，90 年代中后期，国际局势不稳定性加剧，“中国威胁论”的甚嚣尘上，更增加了中国对国家安全的担忧，为应对美国的包围，中国需重新评估朝鲜的战略价值。另一方面，苏联解体后，中国几乎成了政治上唯一支持朝鲜的国家。在1998 年结束“苦难行军”后，朝鲜在经济上更需要中国的实质性帮助。
2001 年9 月，时任主席江泽民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期间，双方共同确认了“继承传统、面向未来、睦邻友好、加强合作”的方针。
出于自身国家利益的诉求，朝鲜总会不时地在外交事件中“利用”中国，使中国处于被动局面，无辜吃亏，有时为达目的，甚至会牺牲中朝关系。
以“天安号事件”为例，金正日2010 年5 月访华时机选择的精妙着实让人叹服。张琏瑰教授认为，金正日选择此时来中国，无论做什么，都会给国际社会造成中国支持朝鲜的印象。按照中国外交传统，金正日来华，中国一方面要给朝方提供一些援助，另一方面要巩固中朝友谊，“势必客观上造成中国支持朝鲜的效果”。这还直接给中韩双边关系蒙上了阴影。韩国官方和媒体对中国在如此敏感的时机接受金正日访华表示了失望。
韩国《中央日报》5 月4 日报道说，韩国外交通商部第一次官申珏秀于3 日召见了中国驻韩大使张鑫森，要求中方澄清一些疑问，“韩国政府就特定事件召见中国大使是非常罕见的事情”。如此一来，中国不仅在国际上吃了哑巴亏，在朝鲜半岛施展对朝、对韩的均衡外交，也由于朝鲜的“外交智慧”而障碍重重。
21 世纪的中朝关系，在逐渐完成由传统盟友向以国家利益为导向的“正常的国家关系”转型的同时，逐步向“合作共赢”阶段迈进。但是，中国对朝鲜的援助并未终止。金正恩一上台，中国政府就从2012年2月下旬开始，对朝鲜提供价值高达6亿人民币的无偿援助。这在中国援朝史上是规模空前的一次单笔援助。
沈志华的研究证实，20世纪40-70年代，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国家始终处于一种不正常、不成熟的状态，存在着以党际关系掩盖甚至取代国家关系的现象。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及与国际接轨，冷战的结束，中朝关系势必出现新的变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王俊生认为，中朝特殊关系是在半岛复杂战略环境下多方因素平衡的产物，中国需要平衡地缘政治结构、政治经济利益、历史因素与现实利益等，其目的在于维护半岛和平与稳定。这种特殊关系仅反映出中朝关系的侧重点，其中主要为政治关系。当前尽管中韩政治安全关系迅速发展、中朝关系暂时处于低谷，但影响中国进行战略平衡的因素并没改变，中国仍要维护与发展对朝政治关系。这一进程中应始终坚持国家利益原则，向朝鲜传递清晰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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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向左，经济向右？不少人对中国当下时局的这一判断，契合了部分精英群体的困惑。即使是针对党内而突出强调的政治纪律与政治规矩，以及不得妄议中央，其所带来的震动已扩至整个社会层面。
如何读懂十八大后的中国时局？去年底，深圳，第二届大梅沙论坛期间，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原主任周为民接受凤凰评论《高见》栏目独家访谈。
周为民认为，十八大后，以反腐败为重点的全面从严治党有很强的现实必要性和紧迫性，就其应有的目的来说，反腐包含三重意义：重振纲纪，重建官场生态，重新澄清基本的政治伦理，“集中到一点就是救党”。
周为民亦指出，全面从严治党，一方面要整饬纪律、重振纲纪；另一方面要着力健全发展党内民主，有效保障党员能够行使党章确认的党员的权利（当然与遵守党的纪律、履行党员义务相一致），从而凝聚起广大党员。
对当下一些党内外人士对时局的困惑，周为民向凤凰网强调，意识形态给社会各群体提供的预期具有全局影响力，因此要正确恰当评估当前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领域的状况，不能任意夸大“敌情”。
访谈嘉宾：周为民 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原主任
凤凰评论《高见》栏目访谈员：凤凰网主笔陈芳
突出全面从严治党有三重含义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十八大后格外强调全面从严治党且力度空前？
周为民：从严治党是历来强调的，但十八大以来，突出强调从严治党的确有特殊重要性和紧迫性。十八大提出党要经受四大考验、化解四种危险（四大考验，指长期执政的考验、改革开放的考验、市场经济的考验和外部环境的考验；四种危险，即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要达到这个目的，需要突出全面从严治党。
全面从严治党，现在集中体现在反腐上，首先是要整饬纪律、重振纲纪。为什么？若干年来，种种矛盾、问题非常突出，得不到有效处理，不断积累加剧，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纲纪废弛，腐败的滋生蔓延也与此有直接的关系。这种情况任其发展下去，的确很危险。
凤凰评论《高见》：新一届中央领导班子有着很强的问题导向，是针对什么问题？
周为民：重振纲纪的同时，是要重建官场生态。多年纲纪废弛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官场生态的恶化，出现很多匪夷所思的现象，官场生态已经恶化到相当严重的地步，这种局面必须扭转。
与这两点相联系，是要澄清一些基本的政治伦理。纲纪废弛、官场生态恶化，也直接导致政治伦理上一些基本的是非、善恶、荣耻的错乱。一些官员似乎已经不知道、不在意作为一个官员（更不用说作为共产党的干部），真正的体面和尊严在哪里、是什么了。而这种状况对社会是有极强烈的腐蚀性的，是造成社会风气败坏的重要原因之一。
凤凰评论《高见》：你刚才讲的纲纪废弛、官场生态恶化、政治伦理错乱等问题，长期积累，甚至官场中不少人习以为常，为什么这个问题过去没有得到解决？
周为民：口号一直是都有的，但怎么以有效的措施，特别是从制度层面体现从严治党，一直是比较薄弱的，这就导致了这些后果。如果没有良好的体制制度，执政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领导干部又掌握如此巨大的权力和资源，党就会一直处在危险之中。严重的腐败问题就说明了这一点。一些地方出现塌方式大面积腐败，中央政治局常委、军委副主席这样最高层级上的腐败，还不说明党的肌体正在发生变质吗？当然这还是局部的变质，但其严重程度也已经触目惊心了。从这方面来看，十八大后强调全面从严治党，特别是以反腐败为重点来从严治党，其应有的意义集中到一点，就是救党。
党内民主为反腐提供制度保障
凤凰评论《高见》：强力反腐，从严治党，但在过程中，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声音，比如认为反腐是不是选择性？还有党内出现人人自危的现象，一些人感慨过去大环境如此，现在来抓是不是人人都有问题。这种声音背后其实是对反腐的不确定，对这种声音你怎么看？
周为民：这些问题都需要重视，但首要的和最紧急的是要遏制住腐败，这是救党、救军之举的要求。否则任其发展下去，腐败导致亡党亡国不是一句空话。
全面从严治党，根本任务是制度建设，制度建设除党自身的制度改革，还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等等，这些都是与全面从严治党联系在一起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这不仅有重大的经济意义，同时有深刻的社会和政治意义，对反腐败来说也是一项治本之策。我一再讲，腐败是什么问题？腐败是官场侵犯市场的问题，是本来应该由市场配置的资源，被过多控制在权力手中导致的。因此，明确以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为目标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尽可能把由权力过多控制的资源交还给市场，既是完善市场体制的要求，同时对腐败也具有釜底抽薪的作用。
凤凰评论《高见》：从党的建设角度来讲，制度上体现从严治党，最根本的是什么？
周为民：从制度建设上体现从严治党，根本还是要认真推进发展党内民主。对民主的理解，首先我想应该从功能的意义上去理解。
凤凰评论《高见》：而不是从意识形态。
周为民：对，从功能意义上来理解民主，民主的实质就是权力制衡。一定要在这方面着力，按照这样的方向真正发展党内民主，来推进党的建设和制度改革。包括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当中非常关键的干部制度改革，也要按照发展和健全民主制度的方向来思考设计。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避免干部队伍的逆淘汰现象，体制制度的缺陷导致真正优秀的干部上不来，能够上来的有不少往往是投机钻营、吹牛拍马和一味谋取官位来谋求私利的。如果这种逆淘汰现象得不到纠正，一定带来整个干部队伍的劣质化，这对执政党来说是致命的。
警惕党的领导机关和干部脱离广大党员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要强调政治规矩？
周为民：充分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这同样是治党中一个具有基础性的问题。按照党章规定，保证每一个党员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包括提出意见建议、批评和要求的权利，要认真对待，充分保障，否则党心是凝聚不了的。
凤凰评论《高见》：怎么理解妄议中央？
周为民：我们党历来强调执政党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我多次讲在这个最大危险当中，首先存在的一个危险，就是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脱离广大党员。如果这样，这个党人数再多也是没有力量的，因为没有向心力、凝聚力，党员感受不到自己的民主权利。很多普通党员，面对转型时期的矛盾和危机，的确是忧党忧国的，可以说谈到很多问题都是痛心疾首的，但是没有足够有效的渠道来提出自己的一些想法、建议和批评，甚至总是处在被压制的状态，这样一定导致实际上的人心离散。
凤凰评论《高见》：有分析认为现在是重新唤醒党章，它和党章规定的党员民主权利是一种什么关系？
周为民：全面从严治党，一方面要整治纪律、重振纲纪；另一方面要着力去健全发展党内民主，让广大党员能够切实行使党章规定的权利，从而有认同感、归属感、荣誉感。
凤凰评论《高见》：正本清源怎么讲？
周为民：正本清源，就是一定要澄清过去在党的基本理论上存在的一些教条式理解和错误观点。
例如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理论基础，这是一直强调的，但现实当中一个不必讳言的现象，就是马克思主义好像越来越不被人当回事，甚至认为那套东西过时了、没用了。这样一种现实跟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地位形成巨大反差。这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不少人也在不断呼吁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指导和建设，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但为什么效果还是不理想？
如果把这样的问题简单归结为所谓政治立场和西方影响，那是不得要领的。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我们长期所了解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基本是从苏联来的，是和苏联模式相联系的一套意识形态观念体系。这套东西跟本来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是有重大区别的，用中央的话来说，就是其中存在不少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是这些东西错了，过时了，但它一直被误以为就是正宗的标准的马克思主义，所以很多人好像理所当然地认为马克思主义错了，过时了。这是一个莫大的误解。
另一方面，针对这个问题，强化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固然重要，但如果其中的不少内容，还在沿袭教条式理解和附加的错误观点，还把它当成是马克思主义，那么越是强化对这些东西的宣传，就越是适得其反。
当下意识形态领域仍需正本清源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今天我们依然要强调正本清源？
周为民： 邓小平从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提出在党的思想理论上正本清源的任务，强调要重新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解放思想是和正本清源联系在一起的，就是要把思想从苏联模式和苏联意识形态的长期束缚中解放出来。
今天既然要全面深化改革，而且要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也就需要继续推进这项工作，继续正本清源，不能够再把那些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的错误观点，当作是马克思主义来传播、强化。
凤凰评论《高见》：邓小平提出这个问题30多年了，我们的市场经济也实行了这么多年，为什么今天反复出现这一问题？
周为民：这个原因也是比较复杂的。正本清源这项工作确实取得很大的成效，集中到一点就是新的理论创造，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也一再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革命性的改革的命题。很多人问什么叫中国特色，所谓中国特色，一般讲当然是立足中国国情，从中国实际出发，但是不要忘记它最直接最现实最深刻的含义，是强调一定要摆脱苏联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相对于苏联式社会主义来说的。
凤凰评论《高见》：现在提出正本清源，正什么，清什么？
周为民：还是进一步深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认识。
改革开放一开始所面临的思想理论上的主要障碍，就是左的东西，每向前走一步，都是在克服这些阻力。这些左的东西虽然存在，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作用是有限的，因为改革在顺利推进，社会普遍受益，那些左的声音起不了太大作用。
但是近若干年情况有所不同，转型时期、转轨过程当中很多矛盾问题在积累加剧，有些问题发展到相当严重甚至失控的程度，引起社会上很多群体的广泛不满。在这种情况下，就容易任意想象过去，任意想象旧体制、美化旧体制，觉得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好像没有贫富悬殊、社会不平等、官场腐败等现象。这实际是因为对现实不满而导致的一种对过去的想象。
对现实不满的人开始想象、美化旧体制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会出现想象旧体制、美化旧体制？
周为民：左的极端思潮认为，这都是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带来的，解决办法就是要重新肯定过去的体制，甚至公开主张要重新肯定文化大革命。因为矛盾、问题的积累加剧，这样一种左的极端思潮，有了一定的社会基础和相当的蛊惑力。在意识形态上，如果利用民众的不满，来重新主张过去的一些极端的左的思想和观点，那就是严重的问题了。对这种极端的左的东西是需要特别警惕的，包括各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
事实上，改革开放不仅仅带来了物质财富的巨大增长，也空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这一点很多人不能接受，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搞市场经济搞出这么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贫富差距这么大，怎么还敢说空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对收入差距包括更重要的财产差距，是要认真来对待的，但是以为旧体制之下很平等，没有这些问题，那完全是不符合事实的。
凤凰评论《高见》：具体指什么？
周为民：想一想旧体制下中国的农民，想想中国农民的当代命运和他们遭受过的重重苦难。旧体制以诸如户籍制度、商品粮制度、城市消费品配给制度、就业福利保障制度等等。所有这些制度、政策构成一道坚硬的壁垒来隔绝城乡，把农民挡在城市之外，人为地把社会成员划分为两类不同身份的人，一类是乡下人，农民，一类是城里人，职工，由这种身份的不平等带来的是全面的机会不平等，几乎一切机会对农民都是封闭的。这是举世罕见的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而且是在人的基本权利上的严重不平等。当然计划经济有它不得不这样做的苦衷，但毕竟这是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而且完全不符合社会主义的要求。
凤凰评论《高见》：这种严重的社会不平等是怎么打破的？
周为民：是改革开放打破的。农民终于有了进城的自由，以及到城里去打工挣钱、争取脱贫致富的权利，这是不是空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当然这个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包括农民工的地位、待遇、所受到的歧视等等，而现在这些问题，恰恰是旧体制之下严重的不平等还没有完全消除的表现。
认为旧体制之下没有腐败，又是一个任意的想象，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旧体制之下那样一种高度集中的权力，甚至是绝对的权力，你说会没有腐败？
凤凰评论《高见》：但大家观感上觉得旧体制之下好像比较清廉。
周为民：一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货币化程度很低，所以那时的腐败主要不表现在贪了多少钱，而是表现在各种特权上，倚仗特权的各种各样腐败同样是触目惊心的。改革开放以后，搞市场经济，经济的货币化程度不断提高，这时的腐败更多表现在倚仗权力来攫取钱财。
第二个原因是过去旧体制之下，整个社会的公开透明程度是很低的，很多情况民众根本不可能知道。现在信息传播方式、传播技术的变化，已经大大提高了信息的公开透明程度。
极端的左的思潮，包括主张用过去的办法，甚至文革的办法，来处理今天的矛盾和问题，他们所使用的基本思想资源，就是过去被高度简单化、教条化了的阶级斗争理论，而他们对阶级、阶级斗争理论的理解，基本上沿袭苏联意识形态和过去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这是非常危险的。
如果这样来处理今天的矛盾和问题，一定要出大乱子。哪有执政党主张阶级斗争的？执政党的基本责任是要尽可能充分维护全社会各个群体的利益，最大限度地促进全社会的团结与和谐，防止社会出现阶级分化，而决不能鼓动社会对立，制造所谓阶级斗争。
这些问题都需要从基本的理论上去做进一步澄清。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一定不能够背离这个方向。左的东西的要害就是动摇、否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对这样一套左的东西不能够含糊、暧昧、甚至迁就，更不能够有意无意去试图利用。
左的思潮一旦蔓延，会严重恶化党内和社会上的政治风气，一定导致很多宵小之徒的政治投机。要看到，在中国凡是政治投机，总是向左的方向去投机的。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是邓小平就中国发展的全局和长远提出的最重要的告诫之一，不能忘掉。
意识形态要给公民提供安全的预期
凤凰评论《高见》：常听到不少人提出这样的困惑：一方面我们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市场资源起决定作用、强调全面依法治国、提高现代治理能力，另一方面在意识形态方面又感觉到呈现收紧态势。中国究竟往什么方向走？
周为民：意识形态是有全局影响力的，因为意识形态的基本功能是提供预期，对企业家也好、知识分子也好、社会各群体也好，起到一种提供预期的作用。环境是不是安全、对未来是不是确定，人们会通过意识形态的状况来作出判断。为什么说极左的东西有害呢，就是因为它提供的是一种不安全不确定的预期。
意识形态的核心目的，是要赢得人心、凝聚人心。如果在意识形态上整天喊打喊杀能凝聚人心吗？那不是造成人心恐慌吗？因此一旦意识形态上给社会提供的是不安全、不确定的预期，在其他各个方面都会产生不良影响。
凤凰评论《高见》：类似的警醒其实并不算多。
周为民：如果意识形态领域左的东西沉渣泛起，人们还是不放心的，还是有疑虑的，这样就很难充分激发全社会的活力了。如果再以简单、强制的方式对待意识形态问题，那就更会导致人心疏离，影响党与社会各群体特别是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同时也会加剧意识形态方面的虚假化，使人们为了安全都以所谓“政治正确”的假话空话互相敷衍，更不用说那些正好以此投机的了。这是道德的堕落、思想的腐败和政治风气的败坏。
海外有些议论常简单化地说邓小平是什么“政左经右”，这个看法不对。邓既不是“经右”，也不是“政左”。邓小平开辟中国改革和现代化的大局，首先是在意识形态上、政治上推进思想解放，排除左的障碍，这样才焕发出全党全社会的生机和活力，才有经济体制改革的启动和推进，才出现邓小平所说的那种局面：“中国真正活跃起来了”。这就是意识形态对全局的影响。意识形态上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注重开放包容，就有感召力、凝聚力，就有全局的主动，反之就会导致全局被动。
凤凰评论《高见》：如何有效防止左的危害？
周为民：要防止左的危害，首先要恰当地认识评估当前意识形态、思想文化领域的状况，不能任意夸大敌情，不能把思想文化上的一些现象或者问题简单笼统地看成阶级斗争，不能把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以后，意识形态领域的状况看成是战争状态，甚至把党在这个领域的处境，看得跟孤守于四面受困的山头一样。
同时，还需要特别防止那样一种现象：本来是一些机关一些干部自身工作没有做好，但出了问题就编造、夸大“敌情”，滥用什么“敌对势力”作为诿过卸责的遁辞。
经过几十年发展，中国的实力和过去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因此更有底气，这是好的。但一定要防止轻躁虚骄，不能把强调中国特色狭隘理解为我们在任何方面都独一无二，和任何人不同，别人那套东西统统不足为训。要看到，非常重要的中国特色之一，也是中华文化最显著的特色之一，就是我们中国人、中华文化对外来文化外部文明有足够的包容、吸纳和融合能力，不仅能以“既来之，则安之”的从容大度安顿、欣赏外来文化，而且会以“西天取经”的精神不畏任何艰难地主动去学习外部文化，而且以真诚的敬重对待它，把它尊称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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