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复旦大学国务学院副教授包刚升以《民主崩溃的政治学》（商务印书馆）一书，获得了《新京报》2014年度社科图书奖。前不久，他又连续出版了《政治学通识》（北京大学出版社）、《被误解的民主》（法律出版社）两本著作，深受好评，也得到了读者的认可。包刚升的政治学研究，主要聚焦于民主的转型与民主的巩固等问题——这也是近年来国际学术界的焦点。近日，凤凰评论与包刚升就此展开了对话。此为系列访谈之三，之一为《避免寡头统治的三种方法》，之二为《多数人暴政只是民主的最坏情形》，链接见文末。
访谈嘉宾：包刚升 复旦大学国务学院副教授
凤凰评论《高见》栏目访谈员：张弘（凤凰网主笔）
议会制比总统制更稳定
凤凰评论《高见》：从威权到民主的转型过程中，由于民众尚未形成根深蒂固的民主观念，容易受到眼前利益的诱惑，重走威权政治的老路，比如德国民众选择希特勒。如何避免这种现象的出现？
包刚升：老实说，很难避免。从经验上看，新兴民主政体的民主衰退或逆转随时可能发生。我现在经常讲，政治是在过程中塑造的。拿转型来说，政治演进的路径极少是预先规划和设计的。即便起初有一个主要的设计者，当这一设计者要跟其他政治力量博弈时，政治演进的实际路径就很少会按预先的设想进行。只要政治转型的时间窗口开启，政治过程的不确定性总是很高的。
当然，很难避免不等于无法避免。德国魏玛共和国的民众投票支持希特勒是有原因的。除了魏玛时期民众的民主信念不足以外，当时民主政体运转不灵、绩效不佳是一个主要因素。当新兴民主政体遭遇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或困境时，就会有更多人怀念过去和渴望回到威权统治的老路。并不是希特勒引发了魏玛共和国的危机，而是魏玛共和国的危机为希特勒提供了可能上台的政治机会。一句话，正是魏玛共和国的民主困境，成了孕育法西斯主义的温床。
我2014年出版的《民主崩溃的政治学》一书，就专门研究民主政体失败的问题。一个主要的发现是，当选民政治分裂引发严重的政治冲突，而不合理的宪法设计与政治制度无法塑造有效的国家能力时，民主政体更有可能走向崩溃。
对一个民主政体来说，如何防止民主的挫败和希特勒的崛起呢？这项研究的主要启示是两条：第一，要尽可能缓和民主政体下的贫富分化与阶级冲突，缓和不同族群、宗教与语言集团之间的政治分歧；第二，要尽可能采用有效的宪法设计与政治制度安排，以便在确保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的基础上，使民主政府获得足够的效能或有效性。当然，这只是一个特定的视角。一个民主国家的法治传统、政治文化、国际环境等因素，都会影响到该国民主的稳定性。
过去，国内学界对民主政体的实际运转研究较少。一种有欠成熟的观点认为，政治转型一旦启动，民主就会自动运转起来。实际上，不少新兴民主政体面临着稳定性与有效性的困境。根据我最新的估算，到目前为止，第三波民主化中大约有略高于三成的转型国家，遭遇过民主转型的挫败。所以，使民主政体有效运转起来，使其获得稳定性和治理绩效，是防止出现希特勒这类人物再次兴起的关键。
凤凰评论《高见》：你在比较总统制、半总统制和议会制民主制度的优缺点时,引用了白芝浩、胡安·林茨等人的研究，认为总统制埋下了行政权和立法权冲突的隐患，而英国的议会制更为稳定。但是，《政治是什么？》中提出，近年来，更多的国家都是从议会制转变成总统制。实情是否如此？为什么？
包刚升：总统制好还是内阁制好？早在1910年代，中国爆发过一场大论战。根据行政权与立法权关系的不同，全球范围内的民主政体，可以区分出三种主要的政府形式：议会制、总统制与半总统制。19世纪晚期，英国宪法学者瓦尔特·白芝浩曾比较过英国议会制与美国总统制的优劣，他盛赞英国议会制模式，而对美国总统制模式颇有微词。到了20世纪90年代，关于议会制与总统制的论战重新获得了国际学术界的重视，这种热度一直保持到今天。
早期的研究更多强调议会制的政治优势，英国是议会制的典型。耶鲁大学胡安·林茨教授认为，议会制下行政权与立法权的合一，既保证了民主又兼顾了效能。其他很多学者也指出，无论是民主政体的稳定性指标，还是政府效能或治理绩效指标，议会制总体上要优于总统制。当然，上述判断更多是概率意义上的。有学者也指出，当议会制与碎片化的多党制结合时，民主治理的有效性就会很低。
美国则是总统制模式。总统制模式下，总统的直选往往赋予了这种体制以极大的合法性。由于美国后来的巨大影响力，总统制模式自1787年诞生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得以陆续扩展，比如拉丁美洲的多数国家都采用美国式的总统制。
但总统制模式通常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当总统所在政党无法控制国会多数议席时，行政权与立法权就可能发生严重冲突。如果反对党占据优势的国会，总是否决总统的预算案、内阁人事任命案及重要法案，该国就有可能陷入某种政治僵局，甚至是严重的宪法危机。当然，并非所有的总统制政体都容易导致这种政治僵局或宪法危机，美国就是一个相对成功的总统制案例。
我过去的研究更支持林茨的看法，即认为议会制优于总统制。但这并不意味着议会制在任何条件下都优于总统制。究竟何种政府形式最优，或者说何种政府形式更适合一个特定的国家，恐怕还要考虑很多其他因素。
蔡东杰教授在《政治是什么？》一书中认为：“部分内阁制国家似乎正准备朝向总统制转型。”但实际上，在全球范围内，从议会制转变为纯粹的总统制，或纯粹的总统制转变为议会制的案例都非常少。与他的观点最为接近的一个趋势是，在第三波民主化中，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半总统制的数量与比例呈现大幅增加。学术界一般认为，半总统制较为接近总统制模式，而非议会制模式。这是第三波民主化的一个重要新现象。
半总统制，从好的方面说，可能结合了总统制与议会制两种模式的优点；从坏的方面说，则可能集中两种模式的缺陷。这一轮半总统制模式的大量兴起，有其特定的原因，比如非洲的半总统制更多是受到了法国半总统制模式的影响，原苏东地区的半总统制，则起源于此前“党国体制”下的双元首制。但到目前为止，半总统制政体并没有表现出更好的治理绩效。
国家构建比民主转型更具优先性
凤凰评论《高见》：构建现代国家与构建民主制度同步进行时，福山认为，构建现代国家具有优先性。但是，印度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巩固，就并非如此。你在《民主崩溃的政治学》《被误解的民主》中认为，民主制度的具体设计更重要，即向心性的民主制度，如，内阁制比总统制更稳定；在选举上，简单多数制比比例代表制更有利于塑造稳定的两党政治。如果构建现代国家与构建民主制度同步进行，要进行成功的政治转型，还有哪些条件是必备的？
包刚升：一个国家在转型关头，必须应付的政治任务越多、越艰巨，政治转型的失败率就越高。政体转型本来就是一项艰难的政治任务，如果该国同时还不得不面对国家构建方面的挑战，重大的国际政治危机，严重的族群与宗教冲突或异常激烈的阶级对抗等，这种政治转型通常很难成功。
就福山讨论的问题而论，一个威权政体垮塌过程，既可能是非民主政治体系的垮塌，同时又可能伴随着原有国家体系的松动乃至解体。国家构建尚不成熟，国家认同基础不够，地方势力过于强盛，或不同族群宗教集团呈现地区分裂的国家，这种国家体系发生松动或解体的可能性更大。这时，该国就不得不应付政体转型与国家重新构建的双重任务。
当这两个任务同时出现时，国家构建与民主转型相比往往具有优先性，即这样的国家需要优先解决政治统一和中央政府权威再造的问题。这也是我在2012年一项研究中的观点，与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一书的观点比较接近。但我不赞同福山的是，他认为民主转型与国家构建是两个独立的政治过程，而我倾向于认为，民主转型与国家构建从时间上看可能同步进行、从逻辑上看可能密切互动。这意味着，国家构建过程有可能影响政体转型，政体转型也可能反过来影响国家构建。
正如林茨所说，民主作为一种政体是附着于现代国家之上的。国家构建影响政体转型的一个主要逻辑是，重新完成国家构建的方式，可能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民主转型的成败。如果以武力方式重新完成国家构建，对于一个尚未充分民主化的国家，这种方式很可能会导致军人集团的崛起、军人政治的勃兴，提高民主转型失败的概率。但如果能够以和平协商的方式——比如不同地区或派别的政治集团以谈判方式——来完成国家构建，这种方式反而可能促成民主转型的实现。
至于你问的问题，我担心恐怕没有什么政治上的万灵药。还是那句话，政治是在过程中塑造的。因此，不确定性本身就是政治转型过程的一部分。
“永不服输的败选者”非民主之福
凤凰评论《高见》：你认为，选民政治的高度分裂和离心式民主政体的制度安排，两者的结合倾向于导致民主政体的崩溃。一方面，“千呼万唤，不如街头一站”，街头政治的作用无可替代；另一方面，在你的书中，多次引用泰国的案例说明，“永不服输的败选者”导致了民主僵局。如何避免这种状况出现？
包刚升：选举政治运转的一种理想状态是，胜者当选，败者服输。这不仅表明公平参与、多数获胜的规则得到了尊重，而且当选者能较为顺利地就任相应的职位和行使政治权力。对于败选方来说，服输的做法彰显了他们对民主规则的信仰。“胜者当选，败者服输”的背后，是主要政治力量既懂得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又能够做到合法服从——即服从经由民主途径产生的政治权威。这本身就是民主政治有效运转的关键。
但是，在第三波民主化中，少数国家出现的新现象是“永不服输的败选者”。当然，这里只讨论那些拥有自由而公正的选举规则的国家。如果选举既非自由亦非公正，那就另当别论了。“永不服输的败选者”通常会选择选后动员和街头政治来表达自己的诉求，甚至试图通过大规模的街头运动，促成政府与秩序的瘫痪。对一个几千万人的政治体来说，即便只有1%或1‰的败选者积极参与首都的街头政治，就足以让现有秩序面临瘫痪的危险。问题是，这样的做法显然是对民主原则和政治规则的破坏，是少数人通过无底线的抗争对多数人的绑架。
出现“败选者永不服输”的现象，通常有几个成因。一是这种社会内部的撕裂程度往往是比较高的。如果无论谁当选的政策差异都不太大，就不容易引发这种现象。“永不服输”的背后，是不同社会集团之间的严重对抗，这种对抗甚至是难以妥协的。
二是这一现象的背后，往往是政治精英们在扮演着政治鼓动者的角色。选举结果公布之后，败选的候选人与政党的表现非常重要。如果他们能做到愿赌服输，能安抚支持者，就不太会引发这种现象。但如果他们公开声称选举已丧失公正性，否认选举结果的合法性，甚至直接呼吁街头抗争，就容易导致这种局面。
三是普通选民的规则意识还比较薄弱。如果选举是自由和公正的，选民败选后仍然“永不服输”，背后是民主规则意识的匮乏。倘若每一场选举的败选者都不服输，民主实际上是无法运转的。
因此，克服“败选者永不服输”的问题大致有两个思路：一是尽可能缓和社会分歧，缩小贫富差距和实现族群宗教和解；二是培育新兴民主政体下政治精英与普通选民的规则意识，有效民主不仅意味着参与和竞争，也意味着规则意识与服从合法权威。此外，法院和司法系统或许应该在抑制“永不服输”的街头政治方面扮演更有效的角色。
按照美国学者拉里·戴蒙德的说法，民主政体具有相当的脆弱性，因为“民主依赖于最少的强制与最多的共识”。民主能否有效运转，高度取决于政治家与选民以何种方式参与政治，而“永不服输的败选者”决非民主之福。
历史更多地站在民主政体这一边
凤凰评论《高见》：亨廷顿在《第三波》中说，一个国家，第一次民主通常会失败，但第二次的时候，成功的可能性更高，因为政治精英会吸取以前的教训，避免极端，从而容易达成政治妥协。你如何看待这种观点？
包刚升：人类在试错中进步。塞缪尔·亨廷顿强调的是政治精英在民主转型过程中的学习能力。他相信，通过实践与试错，人类会在政治转型的道路上，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还有其他学者指出，包括政治精英和普通选民在内的“集体政治学习”，在拉丁美洲20世纪晚期的转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比如，在此前的民主时期，拉美地区的很多普通民众都会提出财产再分配的要求，而此举很容易把富人阶层推向民主的对立面。但在20世纪晚期开始的民主转型中，普通民众的政治要求趋于温和化，他们不再试图通过政治手段剥夺富人的财产。这一变化对新一轮拉美的民主转型产生了积极作用。
尽管如此，亨廷顿说第二次尝试转型的成功率较高，并不等于第二次尝试就一定会成功。民主转型能否成功，取决于很多因素。它不仅是政治精英与普通民众进行政治学习、完成政治进化的过程，也是一个涉及诸多因素的复杂政治过程。我过去的一篇论文指出，一个国家平均要经历1.5-1.7次的民主崩溃，才能实现民主转型与民主巩固。这一数字是较早启动民主转型的18个大国的平均值。在经验世界中，有的国家转型更顺畅，有的国家转型更艰难。
长期来看，亨廷顿的观点似乎预示着一种相对乐观的情绪。对多数政治体而言，经过民主的尝试、挫败与再尝试之后，实现民主转型的可能性总是在增加。更有理由感到乐观的是，人类迄今为止的经验是，民主一旦巩固，除非遭遇重大的外部冲击，再次遭遇挫败的概率就会很低。然而，威权政体即便再成功，也不得不面对合法性的困境与未来可能的转型。所以，历史更多地站在了民主政体这一边。
民主政治离不开和解
凤凰评论《高见》：美国著名的宪政学者阿克曼在《自由革命的未来》中研究了东欧国家的民主转型。他提出，民主化之后，对于前政权的官员不宜过多追究，这可能是一个痛苦的选择，但是为了建立稳定的宪政民主，就不能把这些人推到反对宪政民主的阵营中去。但是，要限制他们在一定时间内不能在民主政府中任职。你是否同意他的见解？为什么？
包刚升：你提到的阿克曼的相关论述，涉及的是民主转型过程中的三个关键议题。第一，要尽可能建立足够宽广的转型联盟，这个联盟越大越好。第二，如何落实转型正义的问题，即如何惩处旧制度下的公共罪行与私人罪行。反过来说，如果没有一个正义的起点，转型本身的合法性就会遭到质疑，甚至会被认为不过是换了名称的老一套。第三，旧制度下的政治力量加入新政府后可能会成为阻力，因为加入转型联盟的旧政权高官，更有可能蜕变为反对转型的力量。就此而言，成功的政治转型管理必须要考虑上述因素的平衡。
原苏东国家政治转型的一个教训是，那些旧政权高官，占据新政府主要政治职位的国家，后来的转型过程往往更为艰难，走向逆转的可能性也更大。不少这样的国家采用了新的民主宪法，改变了代议机构和首席行政官的名称，解散了旧政党并组建了新政党等，但很多政治领导人并没有在政治上采取新的做法，他们仍然习惯于独断专行、打压异己，用恩惠庇护主义网络培植亲信，等等。这样，尽管宪法与头衔称谓改变了，但实质性的政治转型并没有发生，或者至少可以说民主转型并未走向深入。所以，阿克曼的担心是有道理的，他说要限制前政府高官在新的民主政府中任职，主要理由应该就在于此。
但是，阿克曼阐述的这一原则时，并没有充分考虑到转型模式的不同。实际上，旧政权高官在新的民主政府中扮演何种角色，很大程度上是不同的转型路径决定的。按照塞缪尔·亨廷顿的说法，民主转型有三种主要的路径，分别是变革（transformation，是指旧政权执政者发起和主导的转型）、置换（replacement，是指反对派取代旧政权执政者后发起和主导的转型）和移转（transplacement，是指执政派与反对派在谈判基础上联手发动的转型）。
在这三种主要转型路径中，只有“置换”是排斥前政权高官的——在此种模式下，反对派领导人取代了旧政权的执政者，成为后续政治转型的主要操盘手。在其余两种转型路径之下，前政权高官基本上都会在新的民主政府扮演重要角色，要排斥他们实际上不太可能。随之而来的挑战，是如何让这一仍然占据高位的旧政治力量，成为政治转型的新动力而非阻力。
很多人还关心如何落实转型正义的问题。寻求正义是一种“原则政治”。转型正义的落实，要求惩恶扬善。依此原则，旧制度下的公共罪行与私人罪行，都应该得到基于法治的审判与惩处。这样做的好处，是使政治转型获得一个合乎正义原则的新起点。借助媒体传播，这一过程也是一种民主的公民教育过程。但是，这样做的坏处，是有可能进一步撕裂一个本来已略显脆弱的转型社会。考虑到旧政权高官的数量规模与影响力，由此引发的政治冲突可能会非常剧烈，推动后续政治转型的难度可能会更大。
在这个问题上，南非的成功做法是寻求更多的和解。寻求和解是一种务实政治。1994年，南非成立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主席由圣公会大主教图图出任。该委员会给自己界定了三大任务，包括：调查1994年前因种族隔离而侵犯人权的真相，救助那些被侵犯的受害者，以及对那些讲出真相的“作恶者”实施大赦。图图大主教认为，委员会的最终目的是要实现“在弄清过去事实真相的基础上促进全国团结与民族和解”。寻求和解，成了南非结束种族隔离制度和民主转型过程的关键词。南非前总统、民主运动领袖纳尔逊•曼德拉，同样鼓励南非人民放下仇恨，原谅过去，走出历史。他在回忆录中这样说：“当我走出囚室，经过通往自由的监狱大门时，我已经清楚，自己若不能把悲伤与怨恨留在身后，那么我其实仍在狱中。”
站在转型的关头，回望历史，历史的日历上记满了美德与恶行。惩恶扬善的历史正义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人们能够借此创造一个怎样的未来。
附：包刚升谈民主之一 《避免寡头统治的三种方法》
附：包刚升谈民主之二 《多数人暴政只是民主的最坏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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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复旦大学国务学院副教授包刚升以《民主崩溃的政治学》（商务印书馆）一书，获得了《新京报》2014年度社科图书奖。前不久，他又连续出版了《政治学通识》（北京大学出版社）、《被误解的民主》（法律出版社）两本著作，深受好评，也得到了读者的认可。包刚升的政治学研究，主要聚焦于民主的转型与民主的巩固等问题——这也是近年来国际学术界的焦点。近日，凤凰评论与包刚升就此展开了对话。此为系列访谈之三，之一为《避免寡头统治的三种方法》，之二为《多数人暴政只是民主的最坏情形》，链接见文末。
访谈嘉宾：包刚升 复旦大学国务学院副教授
凤凰评论《高见》栏目访谈员：张弘（凤凰网主笔）
议会制比总统制更稳定
凤凰评论《高见》：从威权到民主的转型过程中，由于民众尚未形成根深蒂固的民主观念，容易受到眼前利益的诱惑，重走威权政治的老路，比如德国民众选择希特勒。如何避免这种现象的出现？
包刚升：老实说，很难避免。从经验上看，新兴民主政体的民主衰退或逆转随时可能发生。我现在经常讲，政治是在过程中塑造的。拿转型来说，政治演进的路径极少是预先规划和设计的。即便起初有一个主要的设计者，当这一设计者要跟其他政治力量博弈时，政治演进的实际路径就很少会按预先的设想进行。只要政治转型的时间窗口开启，政治过程的不确定性总是很高的。
当然，很难避免不等于无法避免。德国魏玛共和国的民众投票支持希特勒是有原因的。除了魏玛时期民众的民主信念不足以外，当时民主政体运转不灵、绩效不佳是一个主要因素。当新兴民主政体遭遇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或困境时，就会有更多人怀念过去和渴望回到威权统治的老路。并不是希特勒引发了魏玛共和国的危机，而是魏玛共和国的危机为希特勒提供了可能上台的政治机会。一句话，正是魏玛共和国的民主困境，成了孕育法西斯主义的温床。
我2014年出版的《民主崩溃的政治学》一书，就专门研究民主政体失败的问题。一个主要的发现是，当选民政治分裂引发严重的政治冲突，而不合理的宪法设计与政治制度无法塑造有效的国家能力时，民主政体更有可能走向崩溃。
对一个民主政体来说，如何防止民主的挫败和希特勒的崛起呢？这项研究的主要启示是两条：第一，要尽可能缓和民主政体下的贫富分化与阶级冲突，缓和不同族群、宗教与语言集团之间的政治分歧；第二，要尽可能采用有效的宪法设计与政治制度安排，以便在确保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的基础上，使民主政府获得足够的效能或有效性。当然，这只是一个特定的视角。一个民主国家的法治传统、政治文化、国际环境等因素，都会影响到该国民主的稳定性。
过去，国内学界对民主政体的实际运转研究较少。一种有欠成熟的观点认为，政治转型一旦启动，民主就会自动运转起来。实际上，不少新兴民主政体面临着稳定性与有效性的困境。根据我最新的估算，到目前为止，第三波民主化中大约有略高于三成的转型国家，遭遇过民主转型的挫败。所以，使民主政体有效运转起来，使其获得稳定性和治理绩效，是防止出现希特勒这类人物再次兴起的关键。
凤凰评论《高见》：你在比较总统制、半总统制和议会制民主制度的优缺点时,引用了白芝浩、胡安·林茨等人的研究，认为总统制埋下了行政权和立法权冲突的隐患，而英国的议会制更为稳定。但是，《政治是什么？》中提出，近年来，更多的国家都是从议会制转变成总统制。实情是否如此？为什么？
包刚升：总统制好还是内阁制好？早在1910年代，中国爆发过一场大论战。根据行政权与立法权关系的不同，全球范围内的民主政体，可以区分出三种主要的政府形式：议会制、总统制与半总统制。19世纪晚期，英国宪法学者瓦尔特·白芝浩曾比较过英国议会制与美国总统制的优劣，他盛赞英国议会制模式，而对美国总统制模式颇有微词。到了20世纪90年代，关于议会制与总统制的论战重新获得了国际学术界的重视，这种热度一直保持到今天。
早期的研究更多强调议会制的政治优势，英国是议会制的典型。耶鲁大学胡安·林茨教授认为，议会制下行政权与立法权的合一，既保证了民主又兼顾了效能。其他很多学者也指出，无论是民主政体的稳定性指标，还是政府效能或治理绩效指标，议会制总体上要优于总统制。当然，上述判断更多是概率意义上的。有学者也指出，当议会制与碎片化的多党制结合时，民主治理的有效性就会很低。
美国则是总统制模式。总统制模式下，总统的直选往往赋予了这种体制以极大的合法性。由于美国后来的巨大影响力，总统制模式自1787年诞生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得以陆续扩展，比如拉丁美洲的多数国家都采用美国式的总统制。
但总统制模式通常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当总统所在政党无法控制国会多数议席时，行政权与立法权就可能发生严重冲突。如果反对党占据优势的国会，总是否决总统的预算案、内阁人事任命案及重要法案，该国就有可能陷入某种政治僵局，甚至是严重的宪法危机。当然，并非所有的总统制政体都容易导致这种政治僵局或宪法危机，美国就是一个相对成功的总统制案例。
我过去的研究更支持林茨的看法，即认为议会制优于总统制。但这并不意味着议会制在任何条件下都优于总统制。究竟何种政府形式最优，或者说何种政府形式更适合一个特定的国家，恐怕还要考虑很多其他因素。
蔡东杰教授在《政治是什么？》一书中认为：“部分内阁制国家似乎正准备朝向总统制转型。”但实际上，在全球范围内，从议会制转变为纯粹的总统制，或纯粹的总统制转变为议会制的案例都非常少。与他的观点最为接近的一个趋势是，在第三波民主化中，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半总统制的数量与比例呈现大幅增加。学术界一般认为，半总统制较为接近总统制模式，而非议会制模式。这是第三波民主化的一个重要新现象。
半总统制，从好的方面说，可能结合了总统制与议会制两种模式的优点；从坏的方面说，则可能集中两种模式的缺陷。这一轮半总统制模式的大量兴起，有其特定的原因，比如非洲的半总统制更多是受到了法国半总统制模式的影响，原苏东地区的半总统制，则起源于此前“党国体制”下的双元首制。但到目前为止，半总统制政体并没有表现出更好的治理绩效。
国家构建比民主转型更具优先性
凤凰评论《高见》：构建现代国家与构建民主制度同步进行时，福山认为，构建现代国家具有优先性。但是，印度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巩固，就并非如此。你在《民主崩溃的政治学》《被误解的民主》中认为，民主制度的具体设计更重要，即向心性的民主制度，如，内阁制比总统制更稳定；在选举上，简单多数制比比例代表制更有利于塑造稳定的两党政治。如果构建现代国家与构建民主制度同步进行，要进行成功的政治转型，还有哪些条件是必备的？
包刚升：一个国家在转型关头，必须应付的政治任务越多、越艰巨，政治转型的失败率就越高。政体转型本来就是一项艰难的政治任务，如果该国同时还不得不面对国家构建方面的挑战，重大的国际政治危机，严重的族群与宗教冲突或异常激烈的阶级对抗等，这种政治转型通常很难成功。
就福山讨论的问题而论，一个威权政体垮塌过程，既可能是非民主政治体系的垮塌，同时又可能伴随着原有国家体系的松动乃至解体。国家构建尚不成熟，国家认同基础不够，地方势力过于强盛，或不同族群宗教集团呈现地区分裂的国家，这种国家体系发生松动或解体的可能性更大。这时，该国就不得不应付政体转型与国家重新构建的双重任务。
当这两个任务同时出现时，国家构建与民主转型相比往往具有优先性，即这样的国家需要优先解决政治统一和中央政府权威再造的问题。这也是我在2012年一项研究中的观点，与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一书的观点比较接近。但我不赞同福山的是，他认为民主转型与国家构建是两个独立的政治过程，而我倾向于认为，民主转型与国家构建从时间上看可能同步进行、从逻辑上看可能密切互动。这意味着，国家构建过程有可能影响政体转型，政体转型也可能反过来影响国家构建。
正如林茨所说，民主作为一种政体是附着于现代国家之上的。国家构建影响政体转型的一个主要逻辑是，重新完成国家构建的方式，可能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民主转型的成败。如果以武力方式重新完成国家构建，对于一个尚未充分民主化的国家，这种方式很可能会导致军人集团的崛起、军人政治的勃兴，提高民主转型失败的概率。但如果能够以和平协商的方式——比如不同地区或派别的政治集团以谈判方式——来完成国家构建，这种方式反而可能促成民主转型的实现。
至于你问的问题，我担心恐怕没有什么政治上的万灵药。还是那句话，政治是在过程中塑造的。因此，不确定性本身就是政治转型过程的一部分。
“永不服输的败选者”非民主之福
凤凰评论《高见》：你认为，选民政治的高度分裂和离心式民主政体的制度安排，两者的结合倾向于导致民主政体的崩溃。一方面，“千呼万唤，不如街头一站”，街头政治的作用无可替代；另一方面，在你的书中，多次引用泰国的案例说明，“永不服输的败选者”导致了民主僵局。如何避免这种状况出现？
包刚升：选举政治运转的一种理想状态是，胜者当选，败者服输。这不仅表明公平参与、多数获胜的规则得到了尊重，而且当选者能较为顺利地就任相应的职位和行使政治权力。对于败选方来说，服输的做法彰显了他们对民主规则的信仰。“胜者当选，败者服输”的背后，是主要政治力量既懂得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又能够做到合法服从——即服从经由民主途径产生的政治权威。这本身就是民主政治有效运转的关键。
但是，在第三波民主化中，少数国家出现的新现象是“永不服输的败选者”。当然，这里只讨论那些拥有自由而公正的选举规则的国家。如果选举既非自由亦非公正，那就另当别论了。“永不服输的败选者”通常会选择选后动员和街头政治来表达自己的诉求，甚至试图通过大规模的街头运动，促成政府与秩序的瘫痪。对一个几千万人的政治体来说，即便只有1%或1‰的败选者积极参与首都的街头政治，就足以让现有秩序面临瘫痪的危险。问题是，这样的做法显然是对民主原则和政治规则的破坏，是少数人通过无底线的抗争对多数人的绑架。
出现“败选者永不服输”的现象，通常有几个成因。一是这种社会内部的撕裂程度往往是比较高的。如果无论谁当选的政策差异都不太大，就不容易引发这种现象。“永不服输”的背后，是不同社会集团之间的严重对抗，这种对抗甚至是难以妥协的。
二是这一现象的背后，往往是政治精英们在扮演着政治鼓动者的角色。选举结果公布之后，败选的候选人与政党的表现非常重要。如果他们能做到愿赌服输，能安抚支持者，就不太会引发这种现象。但如果他们公开声称选举已丧失公正性，否认选举结果的合法性，甚至直接呼吁街头抗争，就容易导致这种局面。
三是普通选民的规则意识还比较薄弱。如果选举是自由和公正的，选民败选后仍然“永不服输”，背后是民主规则意识的匮乏。倘若每一场选举的败选者都不服输，民主实际上是无法运转的。
因此，克服“败选者永不服输”的问题大致有两个思路：一是尽可能缓和社会分歧，缩小贫富差距和实现族群宗教和解；二是培育新兴民主政体下政治精英与普通选民的规则意识，有效民主不仅意味着参与和竞争，也意味着规则意识与服从合法权威。此外，法院和司法系统或许应该在抑制“永不服输”的街头政治方面扮演更有效的角色。
按照美国学者拉里·戴蒙德的说法，民主政体具有相当的脆弱性，因为“民主依赖于最少的强制与最多的共识”。民主能否有效运转，高度取决于政治家与选民以何种方式参与政治，而“永不服输的败选者”决非民主之福。
历史更多地站在民主政体这一边
凤凰评论《高见》：亨廷顿在《第三波》中说，一个国家，第一次民主通常会失败，但第二次的时候，成功的可能性更高，因为政治精英会吸取以前的教训，避免极端，从而容易达成政治妥协。你如何看待这种观点？
包刚升：人类在试错中进步。塞缪尔·亨廷顿强调的是政治精英在民主转型过程中的学习能力。他相信，通过实践与试错，人类会在政治转型的道路上，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还有其他学者指出，包括政治精英和普通选民在内的“集体政治学习”，在拉丁美洲20世纪晚期的转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比如，在此前的民主时期，拉美地区的很多普通民众都会提出财产再分配的要求，而此举很容易把富人阶层推向民主的对立面。但在20世纪晚期开始的民主转型中，普通民众的政治要求趋于温和化，他们不再试图通过政治手段剥夺富人的财产。这一变化对新一轮拉美的民主转型产生了积极作用。
尽管如此，亨廷顿说第二次尝试转型的成功率较高，并不等于第二次尝试就一定会成功。民主转型能否成功，取决于很多因素。它不仅是政治精英与普通民众进行政治学习、完成政治进化的过程，也是一个涉及诸多因素的复杂政治过程。我过去的一篇论文指出，一个国家平均要经历1.5-1.7次的民主崩溃，才能实现民主转型与民主巩固。这一数字是较早启动民主转型的18个大国的平均值。在经验世界中，有的国家转型更顺畅，有的国家转型更艰难。
长期来看，亨廷顿的观点似乎预示着一种相对乐观的情绪。对多数政治体而言，经过民主的尝试、挫败与再尝试之后，实现民主转型的可能性总是在增加。更有理由感到乐观的是，人类迄今为止的经验是，民主一旦巩固，除非遭遇重大的外部冲击，再次遭遇挫败的概率就会很低。然而，威权政体即便再成功，也不得不面对合法性的困境与未来可能的转型。所以，历史更多地站在了民主政体这一边。
民主政治离不开和解
凤凰评论《高见》：美国著名的宪政学者阿克曼在《自由革命的未来》中研究了东欧国家的民主转型。他提出，民主化之后，对于前政权的官员不宜过多追究，这可能是一个痛苦的选择，但是为了建立稳定的宪政民主，就不能把这些人推到反对宪政民主的阵营中去。但是，要限制他们在一定时间内不能在民主政府中任职。你是否同意他的见解？为什么？
包刚升：你提到的阿克曼的相关论述，涉及的是民主转型过程中的三个关键议题。第一，要尽可能建立足够宽广的转型联盟，这个联盟越大越好。第二，如何落实转型正义的问题，即如何惩处旧制度下的公共罪行与私人罪行。反过来说，如果没有一个正义的起点，转型本身的合法性就会遭到质疑，甚至会被认为不过是换了名称的老一套。第三，旧制度下的政治力量加入新政府后可能会成为阻力，因为加入转型联盟的旧政权高官，更有可能蜕变为反对转型的力量。就此而言，成功的政治转型管理必须要考虑上述因素的平衡。
原苏东国家政治转型的一个教训是，那些旧政权高官，占据新政府主要政治职位的国家，后来的转型过程往往更为艰难，走向逆转的可能性也更大。不少这样的国家采用了新的民主宪法，改变了代议机构和首席行政官的名称，解散了旧政党并组建了新政党等，但很多政治领导人并没有在政治上采取新的做法，他们仍然习惯于独断专行、打压异己，用恩惠庇护主义网络培植亲信，等等。这样，尽管宪法与头衔称谓改变了，但实质性的政治转型并没有发生，或者至少可以说民主转型并未走向深入。所以，阿克曼的担心是有道理的，他说要限制前政府高官在新的民主政府中任职，主要理由应该就在于此。
但是，阿克曼阐述的这一原则时，并没有充分考虑到转型模式的不同。实际上，旧政权高官在新的民主政府中扮演何种角色，很大程度上是不同的转型路径决定的。按照塞缪尔·亨廷顿的说法，民主转型有三种主要的路径，分别是变革（transformation，是指旧政权执政者发起和主导的转型）、置换（replacement，是指反对派取代旧政权执政者后发起和主导的转型）和移转（transplacement，是指执政派与反对派在谈判基础上联手发动的转型）。
在这三种主要转型路径中，只有“置换”是排斥前政权高官的——在此种模式下，反对派领导人取代了旧政权的执政者，成为后续政治转型的主要操盘手。在其余两种转型路径之下，前政权高官基本上都会在新的民主政府扮演重要角色，要排斥他们实际上不太可能。随之而来的挑战，是如何让这一仍然占据高位的旧政治力量，成为政治转型的新动力而非阻力。
很多人还关心如何落实转型正义的问题。寻求正义是一种“原则政治”。转型正义的落实，要求惩恶扬善。依此原则，旧制度下的公共罪行与私人罪行，都应该得到基于法治的审判与惩处。这样做的好处，是使政治转型获得一个合乎正义原则的新起点。借助媒体传播，这一过程也是一种民主的公民教育过程。但是，这样做的坏处，是有可能进一步撕裂一个本来已略显脆弱的转型社会。考虑到旧政权高官的数量规模与影响力，由此引发的政治冲突可能会非常剧烈，推动后续政治转型的难度可能会更大。
在这个问题上，南非的成功做法是寻求更多的和解。寻求和解是一种务实政治。1994年，南非成立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主席由圣公会大主教图图出任。该委员会给自己界定了三大任务，包括：调查1994年前因种族隔离而侵犯人权的真相，救助那些被侵犯的受害者，以及对那些讲出真相的“作恶者”实施大赦。图图大主教认为，委员会的最终目的是要实现“在弄清过去事实真相的基础上促进全国团结与民族和解”。寻求和解，成了南非结束种族隔离制度和民主转型过程的关键词。南非前总统、民主运动领袖纳尔逊•曼德拉，同样鼓励南非人民放下仇恨，原谅过去，走出历史。他在回忆录中这样说：“当我走出囚室，经过通往自由的监狱大门时，我已经清楚，自己若不能把悲伤与怨恨留在身后，那么我其实仍在狱中。”
站在转型的关头，回望历史，历史的日历上记满了美德与恶行。惩恶扬善的历史正义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人们能够借此创造一个怎样的未来。
附：包刚升谈民主之一 《避免寡头统治的三种方法》
附：包刚升谈民主之二 《多数人暴政只是民主的最坏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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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向左，经济向右？不少人对中国当下时局的这一判断，契合了部分精英群体的困惑。即使是针对党内而突出强调的政治纪律与政治规矩，以及不得妄议中央，其所带来的震动已扩至整个社会层面。
如何读懂十八大后的中国时局？去年底，深圳，第二届大梅沙论坛期间，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原主任周为民接受凤凰评论《高见》栏目独家访谈。
周为民认为，十八大后，以反腐败为重点的全面从严治党有很强的现实必要性和紧迫性，就其应有的目的来说，反腐包含三重意义：重振纲纪，重建官场生态，重新澄清基本的政治伦理，“集中到一点就是救党”。
周为民亦指出，全面从严治党，一方面要整饬纪律、重振纲纪；另一方面要着力健全发展党内民主，有效保障党员能够行使党章确认的党员的权利（当然与遵守党的纪律、履行党员义务相一致），从而凝聚起广大党员。
对当下一些党内外人士对时局的困惑，周为民向凤凰网强调，意识形态给社会各群体提供的预期具有全局影响力，因此要正确恰当评估当前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领域的状况，不能任意夸大“敌情”。
访谈嘉宾：周为民 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原主任
凤凰评论《高见》栏目访谈员：凤凰网主笔陈芳
突出全面从严治党有三重含义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十八大后格外强调全面从严治党且力度空前？
周为民：从严治党是历来强调的，但十八大以来，突出强调从严治党的确有特殊重要性和紧迫性。十八大提出党要经受四大考验、化解四种危险（四大考验，指长期执政的考验、改革开放的考验、市场经济的考验和外部环境的考验；四种危险，即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要达到这个目的，需要突出全面从严治党。
全面从严治党，现在集中体现在反腐上，首先是要整饬纪律、重振纲纪。为什么？若干年来，种种矛盾、问题非常突出，得不到有效处理，不断积累加剧，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纲纪废弛，腐败的滋生蔓延也与此有直接的关系。这种情况任其发展下去，的确很危险。
凤凰评论《高见》：新一届中央领导班子有着很强的问题导向，是针对什么问题？
周为民：重振纲纪的同时，是要重建官场生态。多年纲纪废弛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官场生态的恶化，出现很多匪夷所思的现象，官场生态已经恶化到相当严重的地步，这种局面必须扭转。
与这两点相联系，是要澄清一些基本的政治伦理。纲纪废弛、官场生态恶化，也直接导致政治伦理上一些基本的是非、善恶、荣耻的错乱。一些官员似乎已经不知道、不在意作为一个官员（更不用说作为共产党的干部），真正的体面和尊严在哪里、是什么了。而这种状况对社会是有极强烈的腐蚀性的，是造成社会风气败坏的重要原因之一。
凤凰评论《高见》：你刚才讲的纲纪废弛、官场生态恶化、政治伦理错乱等问题，长期积累，甚至官场中不少人习以为常，为什么这个问题过去没有得到解决？
周为民：口号一直是都有的，但怎么以有效的措施，特别是从制度层面体现从严治党，一直是比较薄弱的，这就导致了这些后果。如果没有良好的体制制度，执政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领导干部又掌握如此巨大的权力和资源，党就会一直处在危险之中。严重的腐败问题就说明了这一点。一些地方出现塌方式大面积腐败，中央政治局常委、军委副主席这样最高层级上的腐败，还不说明党的肌体正在发生变质吗？当然这还是局部的变质，但其严重程度也已经触目惊心了。从这方面来看，十八大后强调全面从严治党，特别是以反腐败为重点来从严治党，其应有的意义集中到一点，就是救党。
党内民主为反腐提供制度保障
凤凰评论《高见》：强力反腐，从严治党，但在过程中，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声音，比如认为反腐是不是选择性？还有党内出现人人自危的现象，一些人感慨过去大环境如此，现在来抓是不是人人都有问题。这种声音背后其实是对反腐的不确定，对这种声音你怎么看？
周为民：这些问题都需要重视，但首要的和最紧急的是要遏制住腐败，这是救党、救军之举的要求。否则任其发展下去，腐败导致亡党亡国不是一句空话。
全面从严治党，根本任务是制度建设，制度建设除党自身的制度改革，还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等等，这些都是与全面从严治党联系在一起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这不仅有重大的经济意义，同时有深刻的社会和政治意义，对反腐败来说也是一项治本之策。我一再讲，腐败是什么问题？腐败是官场侵犯市场的问题，是本来应该由市场配置的资源，被过多控制在权力手中导致的。因此，明确以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为目标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尽可能把由权力过多控制的资源交还给市场，既是完善市场体制的要求，同时对腐败也具有釜底抽薪的作用。
凤凰评论《高见》：从党的建设角度来讲，制度上体现从严治党，最根本的是什么？
周为民：从制度建设上体现从严治党，根本还是要认真推进发展党内民主。对民主的理解，首先我想应该从功能的意义上去理解。
凤凰评论《高见》：而不是从意识形态。
周为民：对，从功能意义上来理解民主，民主的实质就是权力制衡。一定要在这方面着力，按照这样的方向真正发展党内民主，来推进党的建设和制度改革。包括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当中非常关键的干部制度改革，也要按照发展和健全民主制度的方向来思考设计。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避免干部队伍的逆淘汰现象，体制制度的缺陷导致真正优秀的干部上不来，能够上来的有不少往往是投机钻营、吹牛拍马和一味谋取官位来谋求私利的。如果这种逆淘汰现象得不到纠正，一定带来整个干部队伍的劣质化，这对执政党来说是致命的。
警惕党的领导机关和干部脱离广大党员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要强调政治规矩？
周为民：充分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这同样是治党中一个具有基础性的问题。按照党章规定，保证每一个党员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包括提出意见建议、批评和要求的权利，要认真对待，充分保障，否则党心是凝聚不了的。
凤凰评论《高见》：怎么理解妄议中央？
周为民：我们党历来强调执政党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我多次讲在这个最大危险当中，首先存在的一个危险，就是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脱离广大党员。如果这样，这个党人数再多也是没有力量的，因为没有向心力、凝聚力，党员感受不到自己的民主权利。很多普通党员，面对转型时期的矛盾和危机，的确是忧党忧国的，可以说谈到很多问题都是痛心疾首的，但是没有足够有效的渠道来提出自己的一些想法、建议和批评，甚至总是处在被压制的状态，这样一定导致实际上的人心离散。
凤凰评论《高见》：有分析认为现在是重新唤醒党章，它和党章规定的党员民主权利是一种什么关系？
周为民：全面从严治党，一方面要整治纪律、重振纲纪；另一方面要着力去健全发展党内民主，让广大党员能够切实行使党章规定的权利，从而有认同感、归属感、荣誉感。
凤凰评论《高见》：正本清源怎么讲？
周为民：正本清源，就是一定要澄清过去在党的基本理论上存在的一些教条式理解和错误观点。
例如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理论基础，这是一直强调的，但现实当中一个不必讳言的现象，就是马克思主义好像越来越不被人当回事，甚至认为那套东西过时了、没用了。这样一种现实跟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地位形成巨大反差。这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不少人也在不断呼吁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指导和建设，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但为什么效果还是不理想？
如果把这样的问题简单归结为所谓政治立场和西方影响，那是不得要领的。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我们长期所了解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基本是从苏联来的，是和苏联模式相联系的一套意识形态观念体系。这套东西跟本来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是有重大区别的，用中央的话来说，就是其中存在不少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是这些东西错了，过时了，但它一直被误以为就是正宗的标准的马克思主义，所以很多人好像理所当然地认为马克思主义错了，过时了。这是一个莫大的误解。
另一方面，针对这个问题，强化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固然重要，但如果其中的不少内容，还在沿袭教条式理解和附加的错误观点，还把它当成是马克思主义，那么越是强化对这些东西的宣传，就越是适得其反。
当下意识形态领域仍需正本清源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今天我们依然要强调正本清源？
周为民： 邓小平从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提出在党的思想理论上正本清源的任务，强调要重新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解放思想是和正本清源联系在一起的，就是要把思想从苏联模式和苏联意识形态的长期束缚中解放出来。
今天既然要全面深化改革，而且要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也就需要继续推进这项工作，继续正本清源，不能够再把那些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的错误观点，当作是马克思主义来传播、强化。
凤凰评论《高见》：邓小平提出这个问题30多年了，我们的市场经济也实行了这么多年，为什么今天反复出现这一问题？
周为民：这个原因也是比较复杂的。正本清源这项工作确实取得很大的成效，集中到一点就是新的理论创造，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也一再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革命性的改革的命题。很多人问什么叫中国特色，所谓中国特色，一般讲当然是立足中国国情，从中国实际出发，但是不要忘记它最直接最现实最深刻的含义，是强调一定要摆脱苏联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相对于苏联式社会主义来说的。
凤凰评论《高见》：现在提出正本清源，正什么，清什么？
周为民：还是进一步深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认识。
改革开放一开始所面临的思想理论上的主要障碍，就是左的东西，每向前走一步，都是在克服这些阻力。这些左的东西虽然存在，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作用是有限的，因为改革在顺利推进，社会普遍受益，那些左的声音起不了太大作用。
但是近若干年情况有所不同，转型时期、转轨过程当中很多矛盾问题在积累加剧，有些问题发展到相当严重甚至失控的程度，引起社会上很多群体的广泛不满。在这种情况下，就容易任意想象过去，任意想象旧体制、美化旧体制，觉得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好像没有贫富悬殊、社会不平等、官场腐败等现象。这实际是因为对现实不满而导致的一种对过去的想象。
对现实不满的人开始想象、美化旧体制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会出现想象旧体制、美化旧体制？
周为民：左的极端思潮认为，这都是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带来的，解决办法就是要重新肯定过去的体制，甚至公开主张要重新肯定文化大革命。因为矛盾、问题的积累加剧，这样一种左的极端思潮，有了一定的社会基础和相当的蛊惑力。在意识形态上，如果利用民众的不满，来重新主张过去的一些极端的左的思想和观点，那就是严重的问题了。对这种极端的左的东西是需要特别警惕的，包括各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
事实上，改革开放不仅仅带来了物质财富的巨大增长，也空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这一点很多人不能接受，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搞市场经济搞出这么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贫富差距这么大，怎么还敢说空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对收入差距包括更重要的财产差距，是要认真来对待的，但是以为旧体制之下很平等，没有这些问题，那完全是不符合事实的。
凤凰评论《高见》：具体指什么？
周为民：想一想旧体制下中国的农民，想想中国农民的当代命运和他们遭受过的重重苦难。旧体制以诸如户籍制度、商品粮制度、城市消费品配给制度、就业福利保障制度等等。所有这些制度、政策构成一道坚硬的壁垒来隔绝城乡，把农民挡在城市之外，人为地把社会成员划分为两类不同身份的人，一类是乡下人，农民，一类是城里人，职工，由这种身份的不平等带来的是全面的机会不平等，几乎一切机会对农民都是封闭的。这是举世罕见的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而且是在人的基本权利上的严重不平等。当然计划经济有它不得不这样做的苦衷，但毕竟这是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而且完全不符合社会主义的要求。
凤凰评论《高见》：这种严重的社会不平等是怎么打破的？
周为民：是改革开放打破的。农民终于有了进城的自由，以及到城里去打工挣钱、争取脱贫致富的权利，这是不是空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当然这个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包括农民工的地位、待遇、所受到的歧视等等，而现在这些问题，恰恰是旧体制之下严重的不平等还没有完全消除的表现。
认为旧体制之下没有腐败，又是一个任意的想象，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旧体制之下那样一种高度集中的权力，甚至是绝对的权力，你说会没有腐败？
凤凰评论《高见》：但大家观感上觉得旧体制之下好像比较清廉。
周为民：一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货币化程度很低，所以那时的腐败主要不表现在贪了多少钱，而是表现在各种特权上，倚仗特权的各种各样腐败同样是触目惊心的。改革开放以后，搞市场经济，经济的货币化程度不断提高，这时的腐败更多表现在倚仗权力来攫取钱财。
第二个原因是过去旧体制之下，整个社会的公开透明程度是很低的，很多情况民众根本不可能知道。现在信息传播方式、传播技术的变化，已经大大提高了信息的公开透明程度。
极端的左的思潮，包括主张用过去的办法，甚至文革的办法，来处理今天的矛盾和问题，他们所使用的基本思想资源，就是过去被高度简单化、教条化了的阶级斗争理论，而他们对阶级、阶级斗争理论的理解，基本上沿袭苏联意识形态和过去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这是非常危险的。
如果这样来处理今天的矛盾和问题，一定要出大乱子。哪有执政党主张阶级斗争的？执政党的基本责任是要尽可能充分维护全社会各个群体的利益，最大限度地促进全社会的团结与和谐，防止社会出现阶级分化，而决不能鼓动社会对立，制造所谓阶级斗争。
这些问题都需要从基本的理论上去做进一步澄清。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一定不能够背离这个方向。左的东西的要害就是动摇、否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对这样一套左的东西不能够含糊、暧昧、甚至迁就，更不能够有意无意去试图利用。
左的思潮一旦蔓延，会严重恶化党内和社会上的政治风气，一定导致很多宵小之徒的政治投机。要看到，在中国凡是政治投机，总是向左的方向去投机的。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是邓小平就中国发展的全局和长远提出的最重要的告诫之一，不能忘掉。
意识形态要给公民提供安全的预期
凤凰评论《高见》：常听到不少人提出这样的困惑：一方面我们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市场资源起决定作用、强调全面依法治国、提高现代治理能力，另一方面在意识形态方面又感觉到呈现收紧态势。中国究竟往什么方向走？
周为民：意识形态是有全局影响力的，因为意识形态的基本功能是提供预期，对企业家也好、知识分子也好、社会各群体也好，起到一种提供预期的作用。环境是不是安全、对未来是不是确定，人们会通过意识形态的状况来作出判断。为什么说极左的东西有害呢，就是因为它提供的是一种不安全不确定的预期。
意识形态的核心目的，是要赢得人心、凝聚人心。如果在意识形态上整天喊打喊杀能凝聚人心吗？那不是造成人心恐慌吗？因此一旦意识形态上给社会提供的是不安全、不确定的预期，在其他各个方面都会产生不良影响。
凤凰评论《高见》：类似的警醒其实并不算多。
周为民：如果意识形态领域左的东西沉渣泛起，人们还是不放心的，还是有疑虑的，这样就很难充分激发全社会的活力了。如果再以简单、强制的方式对待意识形态问题，那就更会导致人心疏离，影响党与社会各群体特别是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同时也会加剧意识形态方面的虚假化，使人们为了安全都以所谓“政治正确”的假话空话互相敷衍，更不用说那些正好以此投机的了。这是道德的堕落、思想的腐败和政治风气的败坏。
海外有些议论常简单化地说邓小平是什么“政左经右”，这个看法不对。邓既不是“经右”，也不是“政左”。邓小平开辟中国改革和现代化的大局，首先是在意识形态上、政治上推进思想解放，排除左的障碍，这样才焕发出全党全社会的生机和活力，才有经济体制改革的启动和推进，才出现邓小平所说的那种局面：“中国真正活跃起来了”。这就是意识形态对全局的影响。意识形态上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注重开放包容，就有感召力、凝聚力，就有全局的主动，反之就会导致全局被动。
凤凰评论《高见》：如何有效防止左的危害？
周为民：要防止左的危害，首先要恰当地认识评估当前意识形态、思想文化领域的状况，不能任意夸大敌情，不能把思想文化上的一些现象或者问题简单笼统地看成阶级斗争，不能把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以后，意识形态领域的状况看成是战争状态，甚至把党在这个领域的处境，看得跟孤守于四面受困的山头一样。
同时，还需要特别防止那样一种现象：本来是一些机关一些干部自身工作没有做好，但出了问题就编造、夸大“敌情”，滥用什么“敌对势力”作为诿过卸责的遁辞。
经过几十年发展，中国的实力和过去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因此更有底气，这是好的。但一定要防止轻躁虚骄，不能把强调中国特色狭隘理解为我们在任何方面都独一无二，和任何人不同，别人那套东西统统不足为训。要看到，非常重要的中国特色之一，也是中华文化最显著的特色之一，就是我们中国人、中华文化对外来文化外部文明有足够的包容、吸纳和融合能力，不仅能以“既来之，则安之”的从容大度安顿、欣赏外来文化，而且会以“西天取经”的精神不畏任何艰难地主动去学习外部文化，而且以真诚的敬重对待它，把它尊称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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