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文化学者余世存主编的《非常道》面世，风行一时，尔后，他又陆续出版了《老子传》《大时间：重新发现易经》《家世》《大国小民》等著作。近日，《非常道》推出修订版。十年弹指一挥，这期间中国的思想界发生了哪些变化？凤凰评论《高见》就此专访了余世存。系列访谈分三篇推出，此为系列之三，之一为《余世存：知行不一的读书人顶多算文化掮客》，之二为《余世存：中国人骨子里有一种残忍》。
访谈嘉宾： 余世存 诗人、学者，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
凤凰评论《高见》栏目访谈员：张弘（凤凰网主笔）
没读过《论语》就骂孔子，那很搞笑
凤凰评论《高见》：这么多年来，你写《老子传》也好，做《周易》也好，也会面临自由主义怎么样处置传统文化的问题。自由主义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舶来品，在中国传播非常迅速，但是，它也面临着林毓生所说的创造性转化问题。言说的空间受限，在这种状况下，如果不转化，就没有办法去影响更多的人。
余世存：如果不转化，光用自由主义的符号，在这个社会已经行不通了，所以要有创造性的转化。转化要求重建对中国的认知，这其实是当年胡适、顾颉刚曾经做过的工作，他们当年叫整理国故，其实就是重新解释中国文化。这个工作他们当年没有做完，当代人有义务承接下来，这就是我对钱理群、秦晖老师不太满意的地方。既然要启蒙，就不应只做专业内的事，言说不应该只停在专业之内，应该进入社会。而在进入社会之前，对整个中国文化都应该了然于心才对。
有的人没读过《论语》，就去骂孔子，那很搞笑。当然，如果说你读了《论语》，读了孔子，觉得只有孔子才能救世界，只有中国文化才是好的，那也很可笑，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就太狭隘了。孔子只是2500年前的人，但中国文明有5000年以上，如果把中国文化等同于孔子，等于把中国文化拦腰斩断，上一半哪儿去了？孔子在当下的合理性和局限性不去谈，光说他好，好在哪儿我们都根本不知道。所以，这个工作应该有更多人来做。把话题抛出来，让大家都认识到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安顿自己的文化。
中国知识分子，从五四以来离家出走一百年之久，现在该回家了，要回家看看家里还有哪些古董。你说韩非子太腐朽、反动，你可以去骂他，但是那毕竟是自家的一个文化传统，你要正视他。
文化人必须提供答案，不能让答案悬置起来，听任遗老遗少在那卖弄，很迂腐地丢人现眼。就像我跟很多理工科的学生聊中国文化的核心概念，我说中国文化的核心概念，不是孔子的仁爱，而是阴阳，是道，是太极。然后他说不懂阴阳，我说不懂阴阳很简单，这个东西还原到最后就是零和一，就是当年数学的二进位制，没想到搞出移动互联网这么个虚拟世界，中国文化的阴和阳呢，被大家忘掉了。其实，这才值得当下人去理解，去解释，去激活。我这么多年所做的工作，只是在这上面走了一小步而已。
凤凰评论《高见》：但是，像秋风所做的就有很多争议，秦晖老师就批评秋风，说他到了完全不顾事实的地步了，这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
余世存：秋风那种所谓的翻案，或者说先入之见、主题先行，明显缺乏知识的诚实性。我觉得，真正要做的就是把传统文化激活。半个月前，我在北大做活动，一个读者跑去听，他把我写的《老子传》拿出来，书都翻烂了，他说读了七遍。有这样的读者，我很欣慰，至少我对传统文化的解释，获得了生命力，我对老子，对道德经的解释，被人家认可。
60后、70后受社会的诱惑太重
凤凰评论《高见》：你认为，自由主义没有把传统文化安置到一个合适的位置，两者没有实现很好的结合和创造性转化。50后的学者，八九十年代就成名了，他们显然早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因为林毓生的著作很早就出版了，而且在学术界引起相当大的反响。但是，他们缺乏传统文化的根基。
余世存：50后肯定交不出这个答卷了，需要60后、70后努力，但是60后、70后又受这个社会的诱惑太重了，没有人坐冷板凳来做这个研究。以色列的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1976年出生，写的《人类简史》多棒啊。中国是人口大国，知识人都写不出这样的人类史来，没有那种气度，没有那种关怀。因为没有这种世界胸怀，没有这种人类的情怀，所以自然连自家的文化都安顿不了。
这个工作没有人做，可能还是因为知识分子爱惜羽毛，怕自己跨界，说错了。但是，贡布里希的《写给大家的简明世界史》，是写给他女儿的，解释一下人类的历史怎么来的，那多好啊。朱学勤能不能给自己的儿子孙子解释一下中国文化是怎么回事？他们可能没有想过，还有一个，他们那种专业的规矩，束缚了他们，缺乏那种知识创造的自由精神。
凤凰评论《高见》：成名学者，唯恐自己犯错，担心被别人笑话。
余世存：确实有人犯了很多错，比如说易中天，他犯的错误跟秋风一样，以为自己捡到一个宝，要创大体系，要把中国的事解释清楚，以后就不要听别人的，只看他们的东西就行。我觉得，那还是缺乏现代精神。
我这几年最大的体会，就是向80后、90后提供一些我这代人的经验教训，以及我们的知识，而不是跟他在一起嘻嘻哈哈，所以我现在不爱在朋友圈里面露脸。朋友圈里那么多有钱的，有学问的，但是大家说的话像个孩子一样。你炫耀你懂托克维尔，你看了几遍罗尔斯的书，把概念拿出来炫耀，但你从来没有在圈里面告诉人家，你当下生活的痛苦，你的悲哀，你作为中国人的认同是什么，只是把别人的知识当工具使用，没有把从历史中得到的知识当价值本身，去示范一种安身立命的东西，这是很悲哀的。
凤凰评论《高见》：现在总体比较浮躁，能够真正安心读书思考的人都已经很少了。我想，你自己是有一种自觉的意识，从体制中出来，自己谋生。
余世存：但是我们这样的人太少了，如果有三十个人这样，无论是整理中国文化，还是搞启蒙，肯定会有一个大的变革。上世纪60年代，美国在路上的那一代人，伊甸园那批作者，无论是文学还是文化学，还是社会学，都搞的了不起。像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这些书一出来，社会范式就转过来了，它从哲学、从文学，从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领域，提供了对当下的一种认知。
凤凰评论《高见》：理想的范式可能是，你把它真实的一面呈现之后，你用你自己的话来说。我们现在不需要代圣人立言，你从圣人那里吸取了营养，你要自己立言。
余世存：对，就是这样。
基督教也可以拿来理解传统文化
凤凰评论《高见》：这些年，我发现一个很混乱的现象，就是儒学界的内部，对什么是正宗的儒学，非常分裂，他们好象主要是在求异，而不是存同。我们都知道，传统文化精华和糟粕并存，那么如何评判？有人说三纲五常绝对应该批判，这是坏的；但是又有人说，三纲五常强调的是权责对应，它也能转化。这样一来，就会造成概念上的混乱，儒学界内部尚且莫衷一是，怎能够指望民众听你们发言呢？
余世存：这种门派之争太多了，每一个人，都想在经典上盖上自己的戳，这是朱熹的《论语》，这是李泽厚的《论语》，这是李零的《论语》，这是于丹的《论语》，好象只有他解释《论语》才是最权威正确的。在倡导传统文化过程中，出现这种问题说明，我们还停留在宗派主义和门户之见的小圈子里面。其次，他们没有站在互联网时代，或者全球化时代来看中国文化。
凤凰评论《高见》：就像你刚才说的，理解中国文化，不应该只理解2500年以来的这种文化，要理解整个5000年的中国文化。
余世存：对。还有，要认识到在目前这个时代，在全球化体系下，各个文明成长的精神结构是一样的。比如，我们可以用基督教来理解中国文化。基督教的《圣经》体系有创世记，那么中国也有创世记，中国的创世记可以说是《易经》、《尚书》，《圣经》里面有《雅歌》，有《诗篇》，中国有《诗经》；《圣经》里面有《新约》，中国有先秦七子，《圣经·新约》里面有四大福音说，比如说马可福音、马太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那么中国有孔子福音，老子福音，墨子福音。中国的福音书这么多，为什么只读儒家福音呢？这就像一个基督徒只读马太福音一样，那是很搞笑的。而且读马太福音还非得分是哪个团派去读的马太，人在文化的名义之下，把自己搞得这么狭隘，远远不符合我们所说的现代精神。
有人自称永远要为祖宗守孝，我说你连自己都没有做好，还守孝？你要想一想，作为一个中国人，你是守汉代董仲舒那个儒家的孝，守那个孔孟之道的孝，还是守尧舜、商汤、文武那个孝？
历史永远在前进，在演变。有人说，如果山东曲阜建了基督教堂，这一辈子就不去曲阜了。我说这个人心胸太狭隘，如果孔子活着，他的家乡建了基督教堂，他肯定高兴，那才是周游列国的孔子。孔子从来没有狭隘的国家主权概念，没有狭隘的朝廷意识。
凤凰评论《高见》：还有一种倾向，我觉得需要特别警惕，儒家有一个从道不从君的道统，有精气神支撑着。但是现在有的有些搞儒学的人正好相反，他们恰恰是为权力背书，满口圣人语录，子曰诗云，但实际上与儒家精神背道而驰，为了一点点蝇头小利而出卖自己。
余世存：到汉代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天地君亲师，把君放在非常重要的伦理的地位，这是很糟糕的。家国天下，在层级上既有递进性，也有开放性，不应该限制一个人的认同。
『凤凰评论原创出品，版权稿件，转载请注明来源，违者必究！』
十年前，文化学者余世存主编的《非常道》面世，风行一时，尔后，他又陆续出版了《老子传》《大时间：重新发现易经》《家世》《大国小民》等著作。近日，《非常道》推出修订版。十年弹指一挥，这期间中国的思想界发生了哪些变化？凤凰评论《高见》就此专访了余世存。系列访谈分三篇推出，此为系列之三，之一为《余世存：知行不一的读书人顶多算文化掮客》，之二为《余世存：中国人骨子里有一种残忍》。
访谈嘉宾： 余世存 诗人、学者，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
凤凰评论《高见》栏目访谈员：张弘（凤凰网主笔）
没读过《论语》就骂孔子，那很搞笑
凤凰评论《高见》：这么多年来，你写《老子传》也好，做《周易》也好，也会面临自由主义怎么样处置传统文化的问题。自由主义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舶来品，在中国传播非常迅速，但是，它也面临着林毓生所说的创造性转化问题。言说的空间受限，在这种状况下，如果不转化，就没有办法去影响更多的人。
余世存：如果不转化，光用自由主义的符号，在这个社会已经行不通了，所以要有创造性的转化。转化要求重建对中国的认知，这其实是当年胡适、顾颉刚曾经做过的工作，他们当年叫整理国故，其实就是重新解释中国文化。这个工作他们当年没有做完，当代人有义务承接下来，这就是我对钱理群、秦晖老师不太满意的地方。既然要启蒙，就不应只做专业内的事，言说不应该只停在专业之内，应该进入社会。而在进入社会之前，对整个中国文化都应该了然于心才对。
有的人没读过《论语》，就去骂孔子，那很搞笑。当然，如果说你读了《论语》，读了孔子，觉得只有孔子才能救世界，只有中国文化才是好的，那也很可笑，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就太狭隘了。孔子只是2500年前的人，但中国文明有5000年以上，如果把中国文化等同于孔子，等于把中国文化拦腰斩断，上一半哪儿去了？孔子在当下的合理性和局限性不去谈，光说他好，好在哪儿我们都根本不知道。所以，这个工作应该有更多人来做。把话题抛出来，让大家都认识到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安顿自己的文化。
中国知识分子，从五四以来离家出走一百年之久，现在该回家了，要回家看看家里还有哪些古董。你说韩非子太腐朽、反动，你可以去骂他，但是那毕竟是自家的一个文化传统，你要正视他。
文化人必须提供答案，不能让答案悬置起来，听任遗老遗少在那卖弄，很迂腐地丢人现眼。就像我跟很多理工科的学生聊中国文化的核心概念，我说中国文化的核心概念，不是孔子的仁爱，而是阴阳，是道，是太极。然后他说不懂阴阳，我说不懂阴阳很简单，这个东西还原到最后就是零和一，就是当年数学的二进位制，没想到搞出移动互联网这么个虚拟世界，中国文化的阴和阳呢，被大家忘掉了。其实，这才值得当下人去理解，去解释，去激活。我这么多年所做的工作，只是在这上面走了一小步而已。
凤凰评论《高见》：但是，像秋风所做的就有很多争议，秦晖老师就批评秋风，说他到了完全不顾事实的地步了，这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
余世存：秋风那种所谓的翻案，或者说先入之见、主题先行，明显缺乏知识的诚实性。我觉得，真正要做的就是把传统文化激活。半个月前，我在北大做活动，一个读者跑去听，他把我写的《老子传》拿出来，书都翻烂了，他说读了七遍。有这样的读者，我很欣慰，至少我对传统文化的解释，获得了生命力，我对老子，对道德经的解释，被人家认可。
60后、70后受社会的诱惑太重
凤凰评论《高见》：你认为，自由主义没有把传统文化安置到一个合适的位置，两者没有实现很好的结合和创造性转化。50后的学者，八九十年代就成名了，他们显然早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因为林毓生的著作很早就出版了，而且在学术界引起相当大的反响。但是，他们缺乏传统文化的根基。
余世存：50后肯定交不出这个答卷了，需要60后、70后努力，但是60后、70后又受这个社会的诱惑太重了，没有人坐冷板凳来做这个研究。以色列的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1976年出生，写的《人类简史》多棒啊。中国是人口大国，知识人都写不出这样的人类史来，没有那种气度，没有那种关怀。因为没有这种世界胸怀，没有这种人类的情怀，所以自然连自家的文化都安顿不了。
这个工作没有人做，可能还是因为知识分子爱惜羽毛，怕自己跨界，说错了。但是，贡布里希的《写给大家的简明世界史》，是写给他女儿的，解释一下人类的历史怎么来的，那多好啊。朱学勤能不能给自己的儿子孙子解释一下中国文化是怎么回事？他们可能没有想过，还有一个，他们那种专业的规矩，束缚了他们，缺乏那种知识创造的自由精神。
凤凰评论《高见》：成名学者，唯恐自己犯错，担心被别人笑话。
余世存：确实有人犯了很多错，比如说易中天，他犯的错误跟秋风一样，以为自己捡到一个宝，要创大体系，要把中国的事解释清楚，以后就不要听别人的，只看他们的东西就行。我觉得，那还是缺乏现代精神。
我这几年最大的体会，就是向80后、90后提供一些我这代人的经验教训，以及我们的知识，而不是跟他在一起嘻嘻哈哈，所以我现在不爱在朋友圈里面露脸。朋友圈里那么多有钱的，有学问的，但是大家说的话像个孩子一样。你炫耀你懂托克维尔，你看了几遍罗尔斯的书，把概念拿出来炫耀，但你从来没有在圈里面告诉人家，你当下生活的痛苦，你的悲哀，你作为中国人的认同是什么，只是把别人的知识当工具使用，没有把从历史中得到的知识当价值本身，去示范一种安身立命的东西，这是很悲哀的。
凤凰评论《高见》：现在总体比较浮躁，能够真正安心读书思考的人都已经很少了。我想，你自己是有一种自觉的意识，从体制中出来，自己谋生。
余世存：但是我们这样的人太少了，如果有三十个人这样，无论是整理中国文化，还是搞启蒙，肯定会有一个大的变革。上世纪60年代，美国在路上的那一代人，伊甸园那批作者，无论是文学还是文化学，还是社会学，都搞的了不起。像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这些书一出来，社会范式就转过来了，它从哲学、从文学，从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领域，提供了对当下的一种认知。
凤凰评论《高见》：理想的范式可能是，你把它真实的一面呈现之后，你用你自己的话来说。我们现在不需要代圣人立言，你从圣人那里吸取了营养，你要自己立言。
余世存：对，就是这样。
基督教也可以拿来理解传统文化
凤凰评论《高见》：这些年，我发现一个很混乱的现象，就是儒学界的内部，对什么是正宗的儒学，非常分裂，他们好象主要是在求异，而不是存同。我们都知道，传统文化精华和糟粕并存，那么如何评判？有人说三纲五常绝对应该批判，这是坏的；但是又有人说，三纲五常强调的是权责对应，它也能转化。这样一来，就会造成概念上的混乱，儒学界内部尚且莫衷一是，怎能够指望民众听你们发言呢？
余世存：这种门派之争太多了，每一个人，都想在经典上盖上自己的戳，这是朱熹的《论语》，这是李泽厚的《论语》，这是李零的《论语》，这是于丹的《论语》，好象只有他解释《论语》才是最权威正确的。在倡导传统文化过程中，出现这种问题说明，我们还停留在宗派主义和门户之见的小圈子里面。其次，他们没有站在互联网时代，或者全球化时代来看中国文化。
凤凰评论《高见》：就像你刚才说的，理解中国文化，不应该只理解2500年以来的这种文化，要理解整个5000年的中国文化。
余世存：对。还有，要认识到在目前这个时代，在全球化体系下，各个文明成长的精神结构是一样的。比如，我们可以用基督教来理解中国文化。基督教的《圣经》体系有创世记，那么中国也有创世记，中国的创世记可以说是《易经》、《尚书》，《圣经》里面有《雅歌》，有《诗篇》，中国有《诗经》；《圣经》里面有《新约》，中国有先秦七子，《圣经·新约》里面有四大福音说，比如说马可福音、马太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那么中国有孔子福音，老子福音，墨子福音。中国的福音书这么多，为什么只读儒家福音呢？这就像一个基督徒只读马太福音一样，那是很搞笑的。而且读马太福音还非得分是哪个团派去读的马太，人在文化的名义之下，把自己搞得这么狭隘，远远不符合我们所说的现代精神。
有人自称永远要为祖宗守孝，我说你连自己都没有做好，还守孝？你要想一想，作为一个中国人，你是守汉代董仲舒那个儒家的孝，守那个孔孟之道的孝，还是守尧舜、商汤、文武那个孝？
历史永远在前进，在演变。有人说，如果山东曲阜建了基督教堂，这一辈子就不去曲阜了。我说这个人心胸太狭隘，如果孔子活着，他的家乡建了基督教堂，他肯定高兴，那才是周游列国的孔子。孔子从来没有狭隘的国家主权概念，没有狭隘的朝廷意识。
凤凰评论《高见》：还有一种倾向，我觉得需要特别警惕，儒家有一个从道不从君的道统，有精气神支撑着。但是现在有的有些搞儒学的人正好相反，他们恰恰是为权力背书，满口圣人语录，子曰诗云，但实际上与儒家精神背道而驰，为了一点点蝇头小利而出卖自己。
余世存：到汉代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天地君亲师，把君放在非常重要的伦理的地位，这是很糟糕的。家国天下，在层级上既有递进性，也有开放性，不应该限制一个人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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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向左，经济向右？不少人对中国当下时局的这一判断，契合了部分精英群体的困惑。即使是针对党内而突出强调的政治纪律与政治规矩，以及不得妄议中央，其所带来的震动已扩至整个社会层面。
如何读懂十八大后的中国时局？去年底，深圳，第二届大梅沙论坛期间，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原主任周为民接受凤凰评论《高见》栏目独家访谈。
周为民认为，十八大后，以反腐败为重点的全面从严治党有很强的现实必要性和紧迫性，就其应有的目的来说，反腐包含三重意义：重振纲纪，重建官场生态，重新澄清基本的政治伦理，“集中到一点就是救党”。
周为民亦指出，全面从严治党，一方面要整饬纪律、重振纲纪；另一方面要着力健全发展党内民主，有效保障党员能够行使党章确认的党员的权利（当然与遵守党的纪律、履行党员义务相一致），从而凝聚起广大党员。
对当下一些党内外人士对时局的困惑，周为民向凤凰网强调，意识形态给社会各群体提供的预期具有全局影响力，因此要正确恰当评估当前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领域的状况，不能任意夸大“敌情”。
访谈嘉宾：周为民 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原主任
凤凰评论《高见》栏目访谈员：凤凰网主笔陈芳
突出全面从严治党有三重含义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十八大后格外强调全面从严治党且力度空前？
周为民：从严治党是历来强调的，但十八大以来，突出强调从严治党的确有特殊重要性和紧迫性。十八大提出党要经受四大考验、化解四种危险（四大考验，指长期执政的考验、改革开放的考验、市场经济的考验和外部环境的考验；四种危险，即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要达到这个目的，需要突出全面从严治党。
全面从严治党，现在集中体现在反腐上，首先是要整饬纪律、重振纲纪。为什么？若干年来，种种矛盾、问题非常突出，得不到有效处理，不断积累加剧，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纲纪废弛，腐败的滋生蔓延也与此有直接的关系。这种情况任其发展下去，的确很危险。
凤凰评论《高见》：新一届中央领导班子有着很强的问题导向，是针对什么问题？
周为民：重振纲纪的同时，是要重建官场生态。多年纲纪废弛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官场生态的恶化，出现很多匪夷所思的现象，官场生态已经恶化到相当严重的地步，这种局面必须扭转。
与这两点相联系，是要澄清一些基本的政治伦理。纲纪废弛、官场生态恶化，也直接导致政治伦理上一些基本的是非、善恶、荣耻的错乱。一些官员似乎已经不知道、不在意作为一个官员（更不用说作为共产党的干部），真正的体面和尊严在哪里、是什么了。而这种状况对社会是有极强烈的腐蚀性的，是造成社会风气败坏的重要原因之一。
凤凰评论《高见》：你刚才讲的纲纪废弛、官场生态恶化、政治伦理错乱等问题，长期积累，甚至官场中不少人习以为常，为什么这个问题过去没有得到解决？
周为民：口号一直是都有的，但怎么以有效的措施，特别是从制度层面体现从严治党，一直是比较薄弱的，这就导致了这些后果。如果没有良好的体制制度，执政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领导干部又掌握如此巨大的权力和资源，党就会一直处在危险之中。严重的腐败问题就说明了这一点。一些地方出现塌方式大面积腐败，中央政治局常委、军委副主席这样最高层级上的腐败，还不说明党的肌体正在发生变质吗？当然这还是局部的变质，但其严重程度也已经触目惊心了。从这方面来看，十八大后强调全面从严治党，特别是以反腐败为重点来从严治党，其应有的意义集中到一点，就是救党。
党内民主为反腐提供制度保障
凤凰评论《高见》：强力反腐，从严治党，但在过程中，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声音，比如认为反腐是不是选择性？还有党内出现人人自危的现象，一些人感慨过去大环境如此，现在来抓是不是人人都有问题。这种声音背后其实是对反腐的不确定，对这种声音你怎么看？
周为民：这些问题都需要重视，但首要的和最紧急的是要遏制住腐败，这是救党、救军之举的要求。否则任其发展下去，腐败导致亡党亡国不是一句空话。
全面从严治党，根本任务是制度建设，制度建设除党自身的制度改革，还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等等，这些都是与全面从严治党联系在一起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这不仅有重大的经济意义，同时有深刻的社会和政治意义，对反腐败来说也是一项治本之策。我一再讲，腐败是什么问题？腐败是官场侵犯市场的问题，是本来应该由市场配置的资源，被过多控制在权力手中导致的。因此，明确以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为目标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尽可能把由权力过多控制的资源交还给市场，既是完善市场体制的要求，同时对腐败也具有釜底抽薪的作用。
凤凰评论《高见》：从党的建设角度来讲，制度上体现从严治党，最根本的是什么？
周为民：从制度建设上体现从严治党，根本还是要认真推进发展党内民主。对民主的理解，首先我想应该从功能的意义上去理解。
凤凰评论《高见》：而不是从意识形态。
周为民：对，从功能意义上来理解民主，民主的实质就是权力制衡。一定要在这方面着力，按照这样的方向真正发展党内民主，来推进党的建设和制度改革。包括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当中非常关键的干部制度改革，也要按照发展和健全民主制度的方向来思考设计。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避免干部队伍的逆淘汰现象，体制制度的缺陷导致真正优秀的干部上不来，能够上来的有不少往往是投机钻营、吹牛拍马和一味谋取官位来谋求私利的。如果这种逆淘汰现象得不到纠正，一定带来整个干部队伍的劣质化，这对执政党来说是致命的。
警惕党的领导机关和干部脱离广大党员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要强调政治规矩？
周为民：充分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这同样是治党中一个具有基础性的问题。按照党章规定，保证每一个党员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包括提出意见建议、批评和要求的权利，要认真对待，充分保障，否则党心是凝聚不了的。
凤凰评论《高见》：怎么理解妄议中央？
周为民：我们党历来强调执政党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我多次讲在这个最大危险当中，首先存在的一个危险，就是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脱离广大党员。如果这样，这个党人数再多也是没有力量的，因为没有向心力、凝聚力，党员感受不到自己的民主权利。很多普通党员，面对转型时期的矛盾和危机，的确是忧党忧国的，可以说谈到很多问题都是痛心疾首的，但是没有足够有效的渠道来提出自己的一些想法、建议和批评，甚至总是处在被压制的状态，这样一定导致实际上的人心离散。
凤凰评论《高见》：有分析认为现在是重新唤醒党章，它和党章规定的党员民主权利是一种什么关系？
周为民：全面从严治党，一方面要整治纪律、重振纲纪；另一方面要着力去健全发展党内民主，让广大党员能够切实行使党章规定的权利，从而有认同感、归属感、荣誉感。
凤凰评论《高见》：正本清源怎么讲？
周为民：正本清源，就是一定要澄清过去在党的基本理论上存在的一些教条式理解和错误观点。
例如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理论基础，这是一直强调的，但现实当中一个不必讳言的现象，就是马克思主义好像越来越不被人当回事，甚至认为那套东西过时了、没用了。这样一种现实跟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地位形成巨大反差。这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不少人也在不断呼吁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指导和建设，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但为什么效果还是不理想？
如果把这样的问题简单归结为所谓政治立场和西方影响，那是不得要领的。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我们长期所了解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基本是从苏联来的，是和苏联模式相联系的一套意识形态观念体系。这套东西跟本来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是有重大区别的，用中央的话来说，就是其中存在不少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是这些东西错了，过时了，但它一直被误以为就是正宗的标准的马克思主义，所以很多人好像理所当然地认为马克思主义错了，过时了。这是一个莫大的误解。
另一方面，针对这个问题，强化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固然重要，但如果其中的不少内容，还在沿袭教条式理解和附加的错误观点，还把它当成是马克思主义，那么越是强化对这些东西的宣传，就越是适得其反。
当下意识形态领域仍需正本清源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今天我们依然要强调正本清源？
周为民： 邓小平从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提出在党的思想理论上正本清源的任务，强调要重新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解放思想是和正本清源联系在一起的，就是要把思想从苏联模式和苏联意识形态的长期束缚中解放出来。
今天既然要全面深化改革，而且要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也就需要继续推进这项工作，继续正本清源，不能够再把那些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的错误观点，当作是马克思主义来传播、强化。
凤凰评论《高见》：邓小平提出这个问题30多年了，我们的市场经济也实行了这么多年，为什么今天反复出现这一问题？
周为民：这个原因也是比较复杂的。正本清源这项工作确实取得很大的成效，集中到一点就是新的理论创造，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也一再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革命性的改革的命题。很多人问什么叫中国特色，所谓中国特色，一般讲当然是立足中国国情，从中国实际出发，但是不要忘记它最直接最现实最深刻的含义，是强调一定要摆脱苏联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相对于苏联式社会主义来说的。
凤凰评论《高见》：现在提出正本清源，正什么，清什么？
周为民：还是进一步深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认识。
改革开放一开始所面临的思想理论上的主要障碍，就是左的东西，每向前走一步，都是在克服这些阻力。这些左的东西虽然存在，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作用是有限的，因为改革在顺利推进，社会普遍受益，那些左的声音起不了太大作用。
但是近若干年情况有所不同，转型时期、转轨过程当中很多矛盾问题在积累加剧，有些问题发展到相当严重甚至失控的程度，引起社会上很多群体的广泛不满。在这种情况下，就容易任意想象过去，任意想象旧体制、美化旧体制，觉得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好像没有贫富悬殊、社会不平等、官场腐败等现象。这实际是因为对现实不满而导致的一种对过去的想象。
对现实不满的人开始想象、美化旧体制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会出现想象旧体制、美化旧体制？
周为民：左的极端思潮认为，这都是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带来的，解决办法就是要重新肯定过去的体制，甚至公开主张要重新肯定文化大革命。因为矛盾、问题的积累加剧，这样一种左的极端思潮，有了一定的社会基础和相当的蛊惑力。在意识形态上，如果利用民众的不满，来重新主张过去的一些极端的左的思想和观点，那就是严重的问题了。对这种极端的左的东西是需要特别警惕的，包括各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
事实上，改革开放不仅仅带来了物质财富的巨大增长，也空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这一点很多人不能接受，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搞市场经济搞出这么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贫富差距这么大，怎么还敢说空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对收入差距包括更重要的财产差距，是要认真来对待的，但是以为旧体制之下很平等，没有这些问题，那完全是不符合事实的。
凤凰评论《高见》：具体指什么？
周为民：想一想旧体制下中国的农民，想想中国农民的当代命运和他们遭受过的重重苦难。旧体制以诸如户籍制度、商品粮制度、城市消费品配给制度、就业福利保障制度等等。所有这些制度、政策构成一道坚硬的壁垒来隔绝城乡，把农民挡在城市之外，人为地把社会成员划分为两类不同身份的人，一类是乡下人，农民，一类是城里人，职工，由这种身份的不平等带来的是全面的机会不平等，几乎一切机会对农民都是封闭的。这是举世罕见的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而且是在人的基本权利上的严重不平等。当然计划经济有它不得不这样做的苦衷，但毕竟这是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而且完全不符合社会主义的要求。
凤凰评论《高见》：这种严重的社会不平等是怎么打破的？
周为民：是改革开放打破的。农民终于有了进城的自由，以及到城里去打工挣钱、争取脱贫致富的权利，这是不是空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当然这个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包括农民工的地位、待遇、所受到的歧视等等，而现在这些问题，恰恰是旧体制之下严重的不平等还没有完全消除的表现。
认为旧体制之下没有腐败，又是一个任意的想象，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旧体制之下那样一种高度集中的权力，甚至是绝对的权力，你说会没有腐败？
凤凰评论《高见》：但大家观感上觉得旧体制之下好像比较清廉。
周为民：一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货币化程度很低，所以那时的腐败主要不表现在贪了多少钱，而是表现在各种特权上，倚仗特权的各种各样腐败同样是触目惊心的。改革开放以后，搞市场经济，经济的货币化程度不断提高，这时的腐败更多表现在倚仗权力来攫取钱财。
第二个原因是过去旧体制之下，整个社会的公开透明程度是很低的，很多情况民众根本不可能知道。现在信息传播方式、传播技术的变化，已经大大提高了信息的公开透明程度。
极端的左的思潮，包括主张用过去的办法，甚至文革的办法，来处理今天的矛盾和问题，他们所使用的基本思想资源，就是过去被高度简单化、教条化了的阶级斗争理论，而他们对阶级、阶级斗争理论的理解，基本上沿袭苏联意识形态和过去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这是非常危险的。
如果这样来处理今天的矛盾和问题，一定要出大乱子。哪有执政党主张阶级斗争的？执政党的基本责任是要尽可能充分维护全社会各个群体的利益，最大限度地促进全社会的团结与和谐，防止社会出现阶级分化，而决不能鼓动社会对立，制造所谓阶级斗争。
这些问题都需要从基本的理论上去做进一步澄清。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一定不能够背离这个方向。左的东西的要害就是动摇、否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对这样一套左的东西不能够含糊、暧昧、甚至迁就，更不能够有意无意去试图利用。
左的思潮一旦蔓延，会严重恶化党内和社会上的政治风气，一定导致很多宵小之徒的政治投机。要看到，在中国凡是政治投机，总是向左的方向去投机的。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是邓小平就中国发展的全局和长远提出的最重要的告诫之一，不能忘掉。
意识形态要给公民提供安全的预期
凤凰评论《高见》：常听到不少人提出这样的困惑：一方面我们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市场资源起决定作用、强调全面依法治国、提高现代治理能力，另一方面在意识形态方面又感觉到呈现收紧态势。中国究竟往什么方向走？
周为民：意识形态是有全局影响力的，因为意识形态的基本功能是提供预期，对企业家也好、知识分子也好、社会各群体也好，起到一种提供预期的作用。环境是不是安全、对未来是不是确定，人们会通过意识形态的状况来作出判断。为什么说极左的东西有害呢，就是因为它提供的是一种不安全不确定的预期。
意识形态的核心目的，是要赢得人心、凝聚人心。如果在意识形态上整天喊打喊杀能凝聚人心吗？那不是造成人心恐慌吗？因此一旦意识形态上给社会提供的是不安全、不确定的预期，在其他各个方面都会产生不良影响。
凤凰评论《高见》：类似的警醒其实并不算多。
周为民：如果意识形态领域左的东西沉渣泛起，人们还是不放心的，还是有疑虑的，这样就很难充分激发全社会的活力了。如果再以简单、强制的方式对待意识形态问题，那就更会导致人心疏离，影响党与社会各群体特别是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同时也会加剧意识形态方面的虚假化，使人们为了安全都以所谓“政治正确”的假话空话互相敷衍，更不用说那些正好以此投机的了。这是道德的堕落、思想的腐败和政治风气的败坏。
海外有些议论常简单化地说邓小平是什么“政左经右”，这个看法不对。邓既不是“经右”，也不是“政左”。邓小平开辟中国改革和现代化的大局，首先是在意识形态上、政治上推进思想解放，排除左的障碍，这样才焕发出全党全社会的生机和活力，才有经济体制改革的启动和推进，才出现邓小平所说的那种局面：“中国真正活跃起来了”。这就是意识形态对全局的影响。意识形态上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注重开放包容，就有感召力、凝聚力，就有全局的主动，反之就会导致全局被动。
凤凰评论《高见》：如何有效防止左的危害？
周为民：要防止左的危害，首先要恰当地认识评估当前意识形态、思想文化领域的状况，不能任意夸大敌情，不能把思想文化上的一些现象或者问题简单笼统地看成阶级斗争，不能把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以后，意识形态领域的状况看成是战争状态，甚至把党在这个领域的处境，看得跟孤守于四面受困的山头一样。
同时，还需要特别防止那样一种现象：本来是一些机关一些干部自身工作没有做好，但出了问题就编造、夸大“敌情”，滥用什么“敌对势力”作为诿过卸责的遁辞。
经过几十年发展，中国的实力和过去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因此更有底气，这是好的。但一定要防止轻躁虚骄，不能把强调中国特色狭隘理解为我们在任何方面都独一无二，和任何人不同，别人那套东西统统不足为训。要看到，非常重要的中国特色之一，也是中华文化最显著的特色之一，就是我们中国人、中华文化对外来文化外部文明有足够的包容、吸纳和融合能力，不仅能以“既来之，则安之”的从容大度安顿、欣赏外来文化，而且会以“西天取经”的精神不畏任何艰难地主动去学习外部文化，而且以真诚的敬重对待它，把它尊称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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