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支柱

据《北京日报》2010年4月27日《5万农民搬出大山》一文报道，“本市新世纪以来的山区大搬迁已接近尾声。截至目前，全市已有5万山区农民走出大山，221个村从北京地图上消失，24万亩山林恢复生态。”报道还引用市农委山区处负责人的话说，“过去，政府每年都要投巨资给山区村修路、打井、送电，但在一些自然条件恶劣的地区，农民生活还是无法改善。现在每搬迁一个自然村，就可减少公路、通讯、排污等方面的基础设施投资130多万元。这些年来，仅修路一项，全市就减少投资2亿多元。”

政府给予搬迁补助并在新址建造公用设施，让山区农民整体搬迁或自愿投靠到平原地区，表面上看要一次性花费财政不少钱，但是既保护了山区的环境增加了绿化面积，又解决了原山区农民喝水、用电、出行、上学、就医等难题，居然还大幅节约了政府的扶贫开支。可谓一举三得。

还不止此。这些移民还通过从事服装加工、山区特产加工、民俗旅游、社区服务等增加了收入，有的村平均收入甚至是迁出大山前的3倍。这表明他们迁出山区不但没有增加平原地区的负担，反倒通过劳动分工和交换增加了平原地区的人均财富；因为我们很难想象，外来移民作为弱势群体能够通过剥削原住民、降低原住民的收入来抬高自己的收入。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那些因为人口迁出和生育率下降而人口减少的山区，提供公共物品乃至私人物品的成本越来越高，学校合并、医院裁撤，人们的生活更加艰难。如果自己把孩子送到十公里外的地方上学，一来一去一天就什么活都别想干了。很多人因此而选择让孩子辍学，尤其是让女儿辍学（农村习惯女儿是给别人养的），那是毫不奇怪的。

财富主要不是继承的，而是劳动创造的。绝大多数人一生所创造的财富都比他消耗的财富多，因此并不存在分的人多了每个人分得的份额就会减少的问题。人口密度越高，一方面意味着劳动分工越细，劳动专业化程度越高，从而生产效率越高；另一方面意味着水电、教育、医疗等公用设施的建设成本和商品运送、销售成本越低。所以人口密度与经济繁荣程度是成正比的，而不是成反比的。日本、韩国、新加坡和我国台湾、香港的人口密度都远比中国大陆高，社会发展水平也同样比我们高。在大陆内部，东部比西部人口密度高，城市比农村人口密度高，富裕程度同样是东部高于西部，城市高于农村。

当然可以辩解说，不是人多了才发达，而是发达了才人多。但是如果人多了真会摊薄人均财富，那么在有迁徙自由的国家城乡之间将没有贫富差别，这是事实吗？

有趣的是，那些认为人多摊薄人均财富和人均资源占有率的人，几乎都不愿意到地广人稀的西部和山区农村去“大有作为”，去提高自己的资源占有率。

好在政府似乎逐步意识到了通过移民增加人口密度的好处，“5万农民搬出大山”并不只是北京的孤例，类似的事件一搜一大把，例如《辽宁:落实移民扶贫政策让10万农民走出深山》、《江西:5万库区贫困人口将从深山搬进小区》、《宁夏7.7万多农民明年搬出大山》。

吴洪森先生堪称这方面的先知。几年前他写了一篇文章《将人口集中在沿海是最好的环保》，鼓吹走沿海地区人口密集型城市化道路，主张把中国80％的人口集中到东部沿海，认为这样既能高效利用东部地区的土地，又有利于恢复西部的植被。我觉得这在理论上是可以成立的，尽管实践上目前还没有可能性。（作者系青年法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