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元元

由于2010年房价再次飙升，分税制的改革再度被提上政府议程。在众多关于分税制的讨论里，常见的逻辑都是:分税制导致地方财政的税源减少、支出增大，所以必须依赖“土地财政”来填补赤字。而解决的方案，也大多围绕税种改革和平衡中央、地方两级政府的利益关系展开，以期改变地方财政对土地出让金的依赖。

在所有为高房价的合理性辩护的观点中，房地产业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始终是其核心论据。从1998年房改实际启动以来，“保证房价平稳上涨”，也确实是推动中央与地方GDP持续增长的潜在前提。说得直白一点，对土地财政形成依赖的，恐怕不仅仅是地方政府。就好像所谓流动性释放导致房价被炒高的原因，也不能仅仅归咎于货币宽松和储蓄过剩。

制度设计究竟还能在多大程度上控制房价，也是不得不追问的一个话题。如果仅从逻辑上看，住房市场化最初的设计也是目标清晰、路径可依的:通过商品房市场的土地溢价收益，补贴政府保障房的供应，从而提高住房供应的整体效率，实现人均可住房面积的全面提升。为什么到后来成了单边突进，只见商品房市场的高歌猛进，却不见保障房供应的及时跟进呢？

另外，当初启动分税制的改革，是因为中央政府缺钱，现在重提改革分税制，是因为地方政府缺钱。既然都是缺钱，分配机制也只能起到缓兵之计。更何况，在出口和内需双双疲软的情况下，光靠政府投资来“保增长”，也确实不是长久之计。在短期内，从中央到地方，除了抬高公共服务的价格和向垄断行业增税，恐怕还是都得靠房地产业开源。尽管新的“国十条”信誓旦旦，甚至被解读为要彻底改变经济增长模式的结构性依赖，但真正落实到操作层面，谁来替房地产业减速所引发的投资和消费双重缺口埋单呢？

必须承认:无论是紧缩货币供应还是提高贷款利率，政府所能动用的控制房价的工具，已经越来越少，其结构性效应，也已经越来越小。房价的涨落已然成为一个悖论:高房价掏空了居民储蓄，并抬高了生活成本，从而抑制内需市场的增长，最终又加剧了经济增长对房产业的过度依赖。反过来说，抑制房价会产生经济停滞的风险，从而引发就业等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这是一个短期收益与长期风险博弈的问题，显然不仅仅是税收分配机制的问题。

不解决民间实业资本如何有效“生钱”的问题，在一片虚拟资本推高的资产泡沫之上坐谈“分钱”，无异于缘木求鱼。说得直白一点，所谓房价高位运行的风险，可能并不像舆论所期望的那样，真正关乎国计民生。充其量，不过是国有银行系统的内部自控。最不济，也只是民间游资的闪转腾挪。

最后回应一下税种改革的论调:即使将土地出让金统一收归中央政府所有，新增房产持有和流转税种由地方政府调度，其结果，其一依然是地方政府为了争取超额返还而持续推高地价；其二，必然会增加二手房市场的交易成本，而这个成本，通常会由最终的自住性接盘者承担。至于住房何时能如政策口号所标榜的那样，真正回归其消费属性，就看政府什么时候觉得不再缺钱了。

（作者系前房地产业咨询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