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海英

“摆脱资本短缺制约的中国，引资动力已逐渐减弱。外企如不及时调整经营战略，接受政府的正常监管，继续抱着‘超国民待遇’不放，肯定没有希望。”4月22日，一家知名跨国公司中国区公关总监私下披露，十天前国务院公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若干意见》是一份标志性文件，意味着“过去那种无条件的‘外资优先’时代结束了。”(4月25日《瞭望》新闻周刊)

我对这位外企公关总监的话半信半疑。尽管国务院最近调整了引资政策，促使企业在公平的市场环境下竞争，但这并不意味着外资“超国民待遇”时代谢幕了。我们要知道，政策好并不等于效果好——某些地方政府为了GDP是否还给外资“超国民待遇”，我们不得而知；某些外资是否利用各种手段继续享受“超国民待遇”，更有待于观察。

中国有两类企业享受着非同一般的待遇，一个是大型国企，二是外资企业。大型国企享受着行政垄断待遇，而外资企业则享受着税收、地租、进出口权、关税等待遇，例如税收方面，我们过去对民企的税收平均是20%左右，而外企平均只有12%左右。正是因为对外资长期过度宠爱，所以外资政策一有变化，中国投资环境“恶化论”等各种怪调就跳出来了。

尽管外资在资金短缺的特殊历史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外资长期享受“超国民待遇”的负面效应越来越突出:因为外资优先，某些领域被外资控制或垄断，例如，东南沿海一线城市大卖场业态已经被外资占领了90%；外资长期享受特殊待遇，对国内企业而言极其不公平，抑制了企业竞争力，破坏了市场环境；某些内资企业利用税收政策双轨制漏洞变脸外资，导致“假外资现象”，国家税款也因此而流失；很多外资企业因为待遇不同，拒绝建立工会损害了职工权益……

显而易见，外资继续享受“超国民待遇”，对国家、企业、公民利益都有损害。

我之所以不太相信“外资超国民待遇时代谢幕”，首先是因为这样的口号喊了多年，但外资待遇实际并没有多少改变。2007年《企业所得税法》获得通过后，不少人就曾断言，外资企业在华享受20多年的超国民待遇走向终结。后来，银监会处罚美联银行，又有人喊“外资超国民待遇”将消失。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今天依然有不少外资因为“超国民待遇”而被“炮轰”。

其次是“‘外资优先’时代结束了”出自外企高管之口。不排除这话是故意说的，目的在于告诉中国有关方面，不需要再在“外资优先”上动脑筋了。其实，“外资优先”时代实际上远未结束。

再者，不排除某些外资千方百计维持“超国民待遇”。今年以来，西方企业界和境外媒体竞相提出中国投资环境“恶化论”，目的在于干扰中国政府决策，继续享受“超国民待遇”——不排除在某些领域还给优待外资留有空间。2005年，54家外资企业曾联合向国务院提交报告，提出暂缓取消对他们的税收优惠政策。因此，我们要格外警惕外资为了自己利益搞小动作。

最后，某些地方政府有可能绕开国家政策，继续优待外资。比如，西部某城市去年就专门给外国人开发“超国民待遇”小区，目的在于提升当地投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