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舒圣祥

两个多月前，农业部“悄然”批准了两种转基因水稻、一种转基因玉米的安全证书，中国由此成为第一个商业化种植转基因水稻的国家。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的获得者高调宣布，“转基因水稻最迟5年内走上中国人的餐桌”；而有关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种植的各种担忧却在持续发酵，并逐渐蔓延形成一种恐慌:“中国成为国外转基因粮的生死试验场”“民族的噩梦”……(见2月2日《国际先驱导报》)

对普通公众来说，转基因或许还是一个相对陌生的概念。然而，转基因的产品其实早已随同外资粮商的大举进军，走上千家万户的餐桌。比如在购买大豆油的时候，除了比较价格之外，有多少消费者会去认真查看，使用的是国外转基因大豆，还是国内非转基因大豆？欧盟规定，转基因物质含量在0.9%以上就需清晰标明“本产品为转基因产品”；然而国内消费者，只能看到部分厂商将“非转基因”作为卖点标明在包装上，此外基本没有此类信息的知情权。

在全球远未对转基因技术的安全性达成共识的情况下，我们贸然去进行转基因水稻大面积的商业化种植，是不是一种疯狂的冒险？一旦在若干年后发现问题，谁又能承担得起这份责任？

13亿人的餐桌安全，不该是几个“隐身专家”关起门来研究就能随意决定的，尤其是，这已经不是一个纯粹的学术论争，而是有着巨大的商业利益渗入其中——有关转基因水稻的业内论争，实际就是一场商业利益与学术良知的博弈。

试想，转基因水稻一旦大面积种植，更高的产量优势必然反应为更低的价格优势，会像转基因大豆一样在短期内迅速占领生产市场和消费市场。那时候，倘若不断被公布的负面研究结果终被证实，13亿国人岂不是集体充当了一回“被牺牲的小白鼠”？退一步说，就算争议在很长时间内仍无定论，转基因水稻的核心专利技术也都掌握在国外生物公司手里，13亿人的粮食安全将如何保证？要知道，“如果你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了所有的人”(基辛格语)。

无论如何，转基因水稻的商业种植，都是一件与公民生命健康直接相关的大事，既然业内争议如此巨大，公众就必须及时享有知情权与选择权。而眼下的转基因水稻商业种植安全证书批准过程，显然并未经过任何形式的信息公开与民意讨论。

转基因水稻的安全性需要业内论争，但又不能限于业内论争，尤其是，不能由论争的任何一方来随意决定13亿人的餐桌。公众必须对转基因水稻享有充分的知情权与选择权——公众虽然不是科学家，但有权知情各种利弊的可能，有权获得完整的信息，有权参与公开的讨论，并藉此决定自己的风险偏好与消费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