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唐黎明

虽然城市可能由于超高层建筑的地标意义使土地升值，导致超高层建筑周边的土地开发变得顺畅，但没有任何一个城市精确计算过这种收益关系的真正内涵和价值，而其风险更是没有被充分估计。

拓展城市空间，树立城市地标，以摩天大楼来展现城市形象和经济实力，成了现代城市所热衷的发展路径。城市在发展到某一个阶段，会出现对具有地标意义的超高层建筑的病态追求，这种追求集中展现在近日北京市部分区政府2010年修建高楼的雄心壮志上。

朝阳区、通州区和石景山区在近日召开的区人代会上，都不约而同表示要建设超高建筑。其中朝阳区宣布在CBD核心区将建设400米左右的超高楼宇，通州区的超高楼不仅修建在运河水交汇的北关环岛附近，还将承担起北京东大门地标的重任，石景山区设计高度200米的钢铁大厦也将成为京西第一高度。

用超高层建筑作为城市地标，并不是健康趋势。虽然城市可能由于超高层建筑的地标意义使土地升值，导致超高层建筑周边的土地开发变得顺畅，但没有任何一个城市精确计算过这种收益关系的真正内涵和价值，而其风险更是没有被充分估计。

超高层建筑的修建对城市的要求非常高，既要有资本的投入，也要有城市基础设施的配套投入。比如超高层建筑的火灾风险，基本是无可防范的，一旦出现重大火灾风险，就是重大的社会灾难；再如恐怖主义的威胁，城市地标往往会成为被攻击的明确目标，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对城市造成的危害和损失将无以复加。超高层建筑作为恐怖袭击目标所引发的最大灾难，无疑是美国的“9·11”事件，我们必须要反思这些东西，采用更为理性的态度看待城市地标。

再来看上海的超高层建筑，从上世纪30年代84米的上海国际饭店，到492米的环球金融中心，上海的超高层建筑走马灯似的轮换，不断刷新着“申城第一高”的纪录。然而，有学者就在考察上海超高层时曾当场询问，谁能说清环球金融中心与周边建筑的环境关系？结果大家面面相觑，回答不出。所以，超高层能吸引投资其实未经证实。

一些高层建筑的支持者认为，这是在我国土地资源短缺的情况下，大规模解决住房问题的必然选择，日本、香港地区均是在这种压力下选择了这一模式，并以令人窒息的密集高层住宅群，换取了较为疏朗的整体生存环境。但是，超高、超密的香港模式并不是某种建设理念的产物，而是前港英政府在住房问题上任由市场力量主宰，爆炒地价至离奇的程度，房地产商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产物。它损害的，正是大多数普通市民的生活质量和经济利益，正是城市景观的破坏、城市文明与城市建筑的割裂。

不幸的是，对高度的崇拜和竞争，已经成为当代城市开发突出的主题，这种崇拜甚至渗透在中国人的现代化意识中。城市的标志性建筑的确应该有，但不是首先考虑超高层。城市地标应该是多元的、丰富的。有历史文化传统的城市，都有属于自己并为全世界人民所熟悉的地标，比如巴黎的铁塔、罗马的斗兽场、悉尼歌剧院、纽约自由女神像等。发达国家已放弃追求高层建筑作为地标的野蛮成长的象征，转而追求更有文化内涵的更富有人性的城市地标。

因此，北京在超高层建筑上要慎之又慎，要能显示出北京作为首都的理性一面，而不是攀比其他城市，盲目追求野蛮成长。